但是这种情况，在秦国却是个例外。
秦国的律法对黔首是严，对官吏苛。
为了防止官吏滥用职权，贪赃枉法，在秦的律法中，有大量律令是针对官吏犯罪制定的。
官吏犯过，刑罚必加，绝无宽恕余地。
尤其是对于担任司法刑狱和贪污受贿的官员，秦律的惩罚尤为严重。
秦国将官吏断狱责任分为“不直”、“纵囚”、“失刑”三种情况。
故意从重或者从轻判罚的，称为不直。
暗箱操作钻漏洞，使罪犯够不上判刑标准的，称为纵囚。
因为失误而造成错判的，称为失刑。
在秦国，一旦出现这三种情况，直接会被施以肉刑，变成城旦舂去服苦役，子子孙孙，永世不得翻身。
对于贪污受贿的官吏，秦律中规定，官吏若是行贿受贿超过一钱，判以黥刑并服苦役。
而且这个处罚不仅及于本身，三代之内的子孙也不得出仕为官。
如此，在严苛的律法监控之下，秦国政治清明，官吏莫不恭俭，不敢贪污受贿，不敢玩忽职守，而且办事效率极高，这在其他六国以及后世皇朝是决然看不到的。
这一点，在这穿越过来的三个月的时间中，秦安深有体会。
黔首有立足之地，官吏克己奉公，就凭这两条，就足以让秦安对秦朝高看一眼。
此后的两千年，在秦安看来，社会没有前进，反而是在倒退。
不要说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永乐盛世，仁宗盛治、更别说满清的康乾盛世。
这里面除了文景之治还有几分看头之外，其他的都是扯淡，尤其是满清鞑子的康乾盛世，更是扯淡。
这些所谓的盛世是贵族世家的，是地主官僚的，与百姓基本无关。
张养浩在《山坡羊·潼关怀古》中写道：
“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
鲁迅也在《出卖灵魂的秘诀》中写道：
“盛世之牛马。”
“乱世之炮灰。”
在古代社会，好事是落不到百姓都头上的，而坏事往往都由百姓来承受。
‘苦一苦百姓’绝非一句台词，它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站到唯物辩证法的角度，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从正反两方面考虑，才不至于片面。
秦安认为，秦国的律法制度，以及生活环境，有坏的一面，更有好的一面。
就如同如何定性始皇帝的功过一样，功远大于过。
也正是如此，秦安才想着让大秦万世永昌。
可秦安也知道，这是他的愿，他的理想国，想要实现，除非政哥长生不老，不然，也只是多延续大秦几百年寿命而已。
中央集权君主制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它的上限很高，同样它的下限也很低，国家的好坏全系于帝王一人。
最能诠释这点的帝王，便是唐玄宗李隆基，他一手把大唐推向了最辉煌的巅峰，也一手把大唐打入无底的深渊。
帝王可以平庸，却不可以无能昏聩。
一旦帝王无能昏聩，那些通过政治联姻，或者利益输送结合在一起功勋集团，官僚世家和地主豪强，便失去了压制。
他们会将贪婪的触角疯狂的延伸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利用手中的权利，吸食国家或者百姓的血液以满足自己的私欲。
每当此时，也正是每一个皇朝开始走向覆灭的开始。
细数中国历史上的皇朝，灭于外患的少之又少，基本上都是内部出了问题；从而由盛转衰，走上了灭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