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请求被冰冷拒绝，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将温舒然心中那点残存的、关于夫妻情分的侥幸彻底冻结。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难堪和愤怒，认定江砚辞是在用金钱羞辱她，打压她的事业和她的“合伙人”。连续几天，她都阴沉着脸，在家里几乎不发出任何声音，偶尔与江砚辞视线相撞，也立刻像被刺到般迅速移开，眼神里充满了怨怼和无声的控诉。
然而，她很快发现，江砚辞似乎并不在意她的愤怒与冷战。
自那个被遗忘的生日之后，江砚辞的生活轨迹发生了清晰而明确的变化。
他不再主动给温舒然发任何信息或打电话，哪怕是最简单的“今晚回不回来吃饭”这样的例行询问也彻底终止。他的回家时间变得越来越晚，起初是八九点，后来常常过了十一点，宅邸里依旧不见他的身影。书房的灯，亮起的时间也越来越短。
甚至，他开始偶尔夜不归宿。
第一次发现主卧另一侧连续两晚空无一人，连洗漱用品都未曾动过时，温舒然在短暂的错愕后，是更深的恼怒。她赌气般没有打电话询问，直到第三天晚上，江砚辞才再次出现，身上带着淡淡的、属于高级公寓统一配备的洗护用品的清冽气息，而非家里他惯用的那款木质香调。
他没有解释，她也拉不下脸去问。只是从那以后，他住在公司附近顶层公寓的频率，逐渐增高。那里原本只是他加班极晚时暂歇的处所，如今却仿佛成了他真正的栖身之地。
他将所有未曾投入工作的时间，几乎全部倾注在了儿子念泽身上。只要他在家，必定会亲自接送儿子上下幼儿园，耐心陪他完成亲子作业，给他讲睡前故事，周末更是雷打不动地带着儿子外出，或是去科技馆、动物园，或只是在公园草坪上踢球、放风筝。
在儿子面前，他依旧是那个沉稳、可靠、甚至偶尔会流露出温柔笑意的父亲。只是那笑容，在转向除儿子之外的任何人或事时，会迅速冷却，恢复成一贯的、缺乏温度的平静。
他像是在自己与温舒然之间，筑起了一道无形却坚不可摧的玻璃墙。他依旧生活在这个屋檐下（偶尔），却将她彻底隔绝在了他的世界之外。他的情绪不再因她而起任何波澜，她的愤怒、她的冷战、她的存在，似乎都成了与他无关的背景噪音。
这种彻底的、冰冷的无视，比激烈的争吵更令人窒息。
起初，温舒然将他的这种变化，理解为一种男人幼稚的“闹脾气”和“冷暴力”。
“他就是在故意冷落我，逼我先服软。”她在心里这样认定，带着几分不屑和愤懑，“不就是拒绝了他一次投资吗？至于这样小题大做？用离家出走来威胁我？真是越来越幼稚，不可理喻！”
她甚至觉得有些委屈，自己为了工作室奔波劳碌，不过是想寻求一点支持，他非但不理解，反而用这种冷漠的方式来惩罚她。她固执地认为，只要自己坚持不低头，等他这股“别扭”劲儿过去了，自然会恢复原状。毕竟，过去他们之间也有过摩擦，最后不都是他先递出橄榄枝吗？
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江砚辞非但没有“恢复”的迹象，反而那份疏离感愈发根深蒂固。他看她的眼神，平静得让她心慌，那里面没有怒气，没有埋怨，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情绪，就像在看一件家具，一个无关紧要的摆设。
这种认知，像细小的冰刺，开始悄悄扎进她的心里，带来一种陌生的、隐隐的不安。但她拒绝深想，更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她下意识地寻找着情感上的支持和认同，来抵消这种令人不适的孤立感。
于是，在与沈嘉言日益频繁的工作接触中，她愈发觉得这个“合伙人”的“难能可贵”。
当她抱怨江砚辞最近的冷漠和不近人情时，沈嘉言总会适时地递上一杯温水，用那种带着同情和理解的语气说：“舒然姐，你别太往心里去。江总他……可能只是站在商人的角度，无法理解我们创意工作者的理想和情怀。他习惯了用资本和规则衡量一切，觉得我们的工作室规模小，不值得投入。”
当他敏锐地察觉到她对家庭生活的不满时，又会以一种“旁观者清”的姿态，温和地开解：“其实我觉得，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互相理解和扶持。舒然姐你这么优秀，独立，为了工作室拼尽全力，江总他……或许应该给你更多的空间和信任。而不是用这种方式来……施加压力。”
他的话语，总是能恰到好处地迎合她内心的委屈和不满，将她置于一个“为理想奋斗却不被至亲理解”的悲情位置，而将江砚辞刻画成一个冷酷、功利、不懂欣赏她的商人。在他的映衬下，沈嘉言的“善解人意”、“懂得欣赏她的才华”、“支持她的事业”，显得如此温暖和难得。
她开始愈发依赖与沈嘉言的交流和共事，在那里，她能获得肯定，获得理解，获得一种虚假的、被珍视的满足感。她将自己与江砚辞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归咎于他的“冷漠”和“不支持”，却从未想过，正是她自己，一步步将那个曾经视她如珍宝的男人，推向了冰冷的、与她平行的彼岸。
两个世界，在同一个屋檐下，沿着各自的轨道，沉默地、决绝地，渐行渐远。
一个，已然心死，在沉默中构筑着新的疆界。
另一个，却仍沉浸在自以为是的错觉里，朝着错误的方向，加速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