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28前后，出现了七星连珠的天文奇观，但是肉眼仅能观测到金星、木星、火星（亮度较高），水星和土星因靠近太阳难以捕捉，天王星和海王星需借助望远镜。部分报道称“77年一遇”，这种说法是以张角小于30°为标准的历史统计平均值（公元1-3000年仅39次），但此次张角达117°，类似条件每3-5年即可发生。2022年6月曾出现更紧凑的“七星连珠”（张角91°），1962年甚至与全食同时发生。七星连珠出现时，各直播间一片许愿，似乎比阿拉丁神灯还神。
这种事件，放在古代，那更疯狂，连皇帝都得出来蹭热度。
关于星象，古代专门有一门学问，叫占星术。占星术是据天象变化来预测人间事务的一种方术。占星术既可以择时，也可以决疑，小断个人命运，大断国家运势。
在新疆尼雅遗址(就是《鬼吹灯》中提到的精绝古国的所在地)中曾出土了一块汉代的彩锦，上面写着“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五星是太白、岁星、辰星、荧惑、镇星，现在更习惯的叫法是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五星聚首即五星同时出现于天空中的天文现象，如果五颗星几乎位于同一条直线上，就称为五星连珠。在古代占星学上认为，五星聚首于东方的天空中，对正好位于东方的中国的军国大事是有利的，如果五星聚于西方，那就对外国的军事有利。这里的中国，仅指中原地区，范围基本是围绕黄河和洛水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大致就是现在的河南省，比我们如今所说的中国要小得多。
史料记载，在刘邦进入秦都咸阳的第二年，出现了五星聚首的天文奇观，汉朝建立后，统治者和儒生们对此大做文章，宣扬汉朝的兴起是天注定的，“汉之兴，五星聚东井”的迷信思想观念广泛流传于汉代社会。
古代观念中，天象不仅是对国运的预兆，也与个人命运产生着某种关联。古人认为北极星是上帝，北斗七星则是上帝巡视天下的御车，在道教中，北斗七星中的第四星是天权星，主管文运，也叫文曲星，在民间很多文采斐然且官居高位的贤臣被认为是文曲星下凡，如伊尹、比、范仲淹、包拯、文天祥等。第六星是武曲星，主管武运，在民间很多孔武神勇又战功赫赫的武将被认为是武曲星下凡，如周武王、关羽、狄青等。北斗七星周围，还有三十六天罡星和七十二地煞星，《水浒传》中的梁山108好汉就是按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排名，他们都是星星下凡。《西游记》中孙悟空72变，猪八戒36变也是受此观念的影响。《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夜观星象知道自己的死亡即将来临，便在五丈原点四十九盏明灯向天借命，同样是受占星学的影响。
占星学的发展，在迷信的同时，也对社会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明末清初的顾炎武说：“夏商周三代及以前，人人都懂天文，农夫都知道‘七月流火’则天气转凉，妇人也懂得‘三星在天’是新婚吉兆，士兵都知道‘月离于毕’将大雨滂沱，至于‘龙尾伏辰’那是连小孩子都会唱的童谣。”这里面的并不都是迷信，而是人们经过长期观察总结出的气象规律。其道理类似于我们现在常说的“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
随着对天象观察的逐步深入，古人将星星分为二十八组，称为“二十八宿”，然后据东西南北的方位，各分七宿，并据它们的排列形状，想象出四种动物作为守护神，合称“四象”：东方苍龙七宿、西方白虎七宿、南方朱雀七宿，北方玄武七宿。这就是中国的星座。
我们现在熟知的十二星座，起源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美索不达米亚占星术，最初是那里的牧羊人将天上的星星进行分组和想象而来。这些星座，在隋唐时期随佛经传入中国。
宋代的苏轼对星座颇有研究，他也可谓有文献记录的黑摩羯第一人。苏轼一生受人诋毁、命途多舛、官运浮沉，对此，他的解释是，自己是摩羯座，而同病相怜的韩愈也是摩羯座，都怪我们生在了摩羯座。自黑的同时，苏轼还忘不了他黑，转而分析了自己的朋友马梦得：马梦得也是摩羯座，比我晚出生八天，所以这货也不是大富大贵的命，而且比我还要惨。经过韩愈、苏轼黑摩羯之后，后世经常有人哀叹命途多舛时，拿摩羯垫背。宋末诗人尹廷高在《挽尹晓山》中说自己“清苦一生磨蝎命，凄凉千古耒阳坟”；清代程鱼门在《覆舟》一诗中写道“莫叹遭逢磨蝎重，世间风浪几曾平”。
虽然自黑自嘲，但言语间并没有怨气和自弃，苏轼一生乐观豁达、积极进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跨越千古的“全民偶像”，这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林语堂曾这样评价苏东坡：“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所谓“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功德五读书；六名七相八敬神，九交贵人十养生”，苏轼用豁达的襟和乐观的人生态度告诉我们，即使命由天定，心也由自己掌控。
当苏轼在赤壁江心唱出“寄蜉蝣于天地”，他参透的哪是星象，分明是穿越千年的生存智慧——真正的文曲星，从不在北斗列位，而在人间淬炼。
占星术究竟准不准？我们来讲一个故事。文艺复兴时期，有一位不太为后人所知的百科全书式学者，叫吉罗拉莫·卡尔达诺，他的个人名片中，至少应该有这些信息：数学家、物理学家、医学家、占星家、哲学家、古典概率论创始人、赌徒。卡尔达诺在晚年通过占星术推算出自己将死于1576年9月21，眼看着死期将近，卡尔达诺却一点都没有将死的迹象，这要是死不成，那就意味着他之前的占星术都是假的，那岂不是啪啪地打自己脸？最后，为了保全自己的声誉，他选择了在自己推算的死期自。你要说准吧，他是自的，你要说不准吧，他确实死在了那一天。
对于占星术，我们当做茶余饭后的娱乐谈资即可，正如王力教授所说：“全世界所有的占星术都曾被统治阶层利用，作为欺人和自欺的手段。”
东汉思想家王符在他的《潜夫论》中谈到卜筮、巫祝、看相、占梦等迷信活动时，虽然承认天命，但同时也认为“在于己者，固可为也；在于天者，不可知也”，天命难违，我们更应该重视个人修身慎行的能动作用。
这场科学与玄学的量子纠缠，终究照见了文明的两种面相：一面是仰望星空时的敬畏与想象，一面是脚踩大地时的清醒与反叛。今人回望星图，与其纠结”准不准”，不如学学王符，修己如修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