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 海平镇果园路
案子是从十月中旬开始的。
第一个报案的是镇小学三年级的班主任陈老师。她带着一个叫李小雨的女孩来派出所时，女孩一直低着头，手紧紧攥着陈老师的衣角。
“这孩子昨天下午放学回家，在果园路那边……”陈老师压低了声音，“被人摸了。”
赵铁柱蹲下身，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温和：“小雨，告诉叔叔，怎么回事？”
李小雨，九岁，扎着两个羊角辫，眼睛红肿。她断断续续地说：昨天下午四点半，她抄近路从果园路回家，一个骑摩托车的叔叔拦住她，说问她路。然后……然后他的手就伸进她裙子里了。
“他长什么样？”
“戴着头盔……看不清。”李小雨抽泣着，“摩托车是红色的。”
“你告诉爸爸妈妈了吗？”
“没有……”小女孩的声音更小了，“我不敢说。那个叔叔说……要是告诉别人，他就来学校找我。”
赵铁柱感觉一股火从心底窜上来。他深吸一口气，尽量保持平静：“小雨不怕，警察叔叔会保护你的。那个坏蛋不敢来。”
送走陈老师和小雨后，潘大勇召集全所开会。
“情况大家知道了。”老所长脸色铁青，“针对小学生的猥亵案，性质极其恶劣。现在只有一起，但我们必须当成系列案件来办。铁柱，这个案子你负责。”
接下来的三天，赵铁柱走访了果园路周边的所有住户。果园路是镇东头一条偏僻的小路，两边是果树和菜地，平时少有人走，确实是作案的理想地点。
但没有目击者，没有监控，唯一的线索是“红色摩托车”。
就在赵铁柱一筹莫展时，第二起案件发生了。
10月20日下午五点，二年级的刘小慧在果园路被侵犯。这次更恶劣——罪犯把女孩拖进果树丛里，实施了强奸。
赵铁柱赶到卫生院时，王圆圆正在给刘小慧做检查。小女孩躺在病床上，眼神空洞，像一具被抽走了灵魂的娃娃。
“身体有撕裂伤，需要缝合。”王圆圆把赵铁柱拉到走廊，声音在颤抖，“她才八岁……铁柱，你们必须抓住这个人渣。”
“我知道。”
刘小慧的描述更详细一些：罪犯三十多岁，个子不高，脸上有道疤，说话有外地口音。摩托车确实是红色的，车身上有蓝色条纹。
红色摩托车，外地口音，脸上有疤。
赵铁柱把线索在地图上标出来。两起案件都发生在下午四点半到五点半之间，正是学生放学的时间。罪犯熟悉果园路的环境，知道那个时间段有孩子单独经过。
“他可能就在附近打工，或者租住在这一带。”赵铁柱对周大脑袋说，“从明天开始，我们蹲守。”
蹲守是枯燥而煎熬的。
每天下午三点半，赵铁柱和周大脑袋就换上便衣，在果园路附近的几个隐蔽点蹲着。果园里蚊虫多，蹲到天黑时，两人身上全是包。
第五天，目标出现了。
下午四点四十分，一辆红蓝相间的摩托车从镇子方向驶来。骑车的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戴着头盔，但能隐约看到左脸有一道疤。他在果园路口停下，东张西望。
赵铁柱的心跳加快了。他按住周大脑袋：“别急，等。”
男人在原地等了十分钟，期间有三个学生结伴路过。他没有动作。四点五十五分，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小女孩独自走来——是五年级的张小花。
男人发动摩托车，缓缓跟了上去。
就在他靠近张小花，准备伸手的瞬间，赵铁柱和周大脑袋从两侧冲了出来。
“警察！别动！”
男人愣了一下，猛地调转车头想跑。周大脑袋扑上去抱住他的腰，两人一起摔在地上。赵铁柱冲上去按住他，夺下钥匙。
摘掉头盔，一张猥琐的脸露出来。左脸颊上果然有道疤，从眼角延伸到下巴。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男人挣扎着。
“干什么？”赵铁柱把他铐上，“你心里清楚。”
审讯室里，男人起初很嚣张。
“我就是在路上骑车，犯法了？你们凭什么抓我？”
“果园路，下午五点，跟踪小女孩。”赵铁柱盯着他，“还需要我说更多吗？”
男人眼神闪烁：“我……我就是问路。”
“问路需要跟那么近？需要把手伸向孩子？”赵铁柱把两张照片拍在桌上——李小雨和刘小慧的登记照，“认识吗？”
男人的脸色变了。
“我……我不认识……”
“那我们去你家看看？”赵铁柱站起来，“你租住在镇东头老张家对吧？我们去搜搜，看能不能找到点……纪念品？”
这句话击垮了男人的心理防线。他低下头，肩膀塌了下去。
他叫黄某安，三十七岁，三个月前来海平镇的建筑工地打工。一个人住，工友说他性格孤僻，不爱说话。
“我就是……一时糊涂。”黄某安的声音很低，“第一次那个小女孩，我本来只想问路……看她那么小，那么怕……就……”
“第二次呢？也是‘一时糊涂’？”
黄某安不说话了。
赵铁柱把刘小慧在医院的照片推到他面前：“看清楚。这孩子才八岁，以后一辈子都要带着这个阴影。你的一时糊涂，毁了她的一生。”
黄某安看着照片，手开始发抖。
在接下来的审讯中，他交代了全部七起案件——除了已报案的兩起，还有五起没有报案的。那些孩子因为害怕，或者因为家长的“家丑不可外扬”，选择了沉默。
“她们不敢说……”黄某安喃喃道，“我知道她们不敢说……所以我才敢……”
这句话让赵铁柱感到彻骨的寒冷。
案子破了，但赵铁柱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他陪着王圆圆去走访那些受害孩子的家庭。有的家长理解，配合调查；有的家长却把怒火撒在孩子身上：“谁让你走那条路的！不听话！”
最让赵铁柱难受的是，有个受害女孩的母亲哭着说：“赵警官，这事能不能别传出去？孩子还要嫁人……”
“阿姨，错的是罪犯，不是孩子。”赵铁柱耐心解释，“我们要让孩子知道，被伤害不是她的错。”
“道理我懂……可别人不懂啊。”母亲抹着眼泪，“吐沫星子能淹死人。”
黄某安被刑事拘留的那天，赵铁柱去镇小学做了一次安全教育讲座。他告诉孩子们，遇到坏人要大声呼救，要记住特征，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告诉家长和老师。
“警察叔叔会保护你们。”他说，“坏人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敢说出来。”
讲座结束后，几个小女孩跑过来，把一朵用纸折的小红花放在赵铁柱手里。
“谢谢警察叔叔。”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女孩说，“我不怕了。”
赵铁柱蹲下身，摸了摸她的头：“真勇敢。”
那朵小红花，他夹在了笔记本里。
晚上，他在手札上写道：
“2003年10月28日，系列猥亵强奸幼女案告破。黄某安，三十七岁，建筑工人，专挑放学路上的小女孩下手。七起案件，只有两起报案。
“那些没有报案的孩子，她们的伤痛被藏在心里，可能会跟着她们一辈子。黄某安说‘她们不敢说，所以我才敢’，这句话揭示了这类犯罪最恶劣的本质——利用孩子的恐惧和社会的沉默。
“今天去学校，孩子们送我小红花。那朵纸花很轻，但在我手里很重。它代表的是信任，是安全感，是我们警察存在的意义。
“王圆圆说，她会给所有受害孩子做心理辅导。她说身体的伤会好，心里的伤需要更长时间。这个女孩，总是做得多，说得少。
“潘所说，这个案子让我提前见识了刑警要面对的黑暗。确实，这种针对弱者的犯罪，比任何凶杀案都让我愤怒。
“但愤怒之后，是责任。保护那些无法保护自己的人，这就是我们穿上这身警服的原因。”
写完这些，赵铁柱推开窗户。秋夜的风已经很凉了，但他心里有一团火。
这团火，会一直烧下去。
直到所有黑暗的角落都被照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