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神病院出来，雨已经小了，变成细密的毛毛雨。我站在公交站棚下，等最后一班车。站牌被雨水打湿，上面的字迹模糊不清，像哭花了的妆。
背包里的清单还在发烫，热度透过帆布传到背上，像一块烧红的烙铁。我没敢再打开看，但那个倒计时刻在脑子里：24:00:00，23:59:59，一秒一秒减少。
一天。我只有一天时间。
公交车来了，空空荡荡。我投币上车，坐在最后排靠窗的位置。车窗上结了一层水雾，我用袖子擦了擦，透过玻璃看着外面湿漉漉的城市。霓虹灯在水雾里晕开，像融化的糖。
回到小区时已经快十一点。楼道里的灯又坏了——这栋楼总是这样，三天两头坏。我摸黑上到四楼，钥匙进锁孔，转动。
门开了条缝。
我停住了。
出门时我明明锁了门，而且……我记得门是往里开的。但现在，它朝外开了一条缝，大约五厘米，里面黑漆漆的。
有人进来过。
我轻轻推开门，没开灯。客厅里很暗，只有窗外路灯透进来的微光。我站了半分钟，适应黑暗，然后慢慢走进去。
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茶几、沙发、书桌、床。但空气里有种陌生的气味——不是霉味，也不是灰尘味，而是一种……土腥味，混合着铁锈的气味，像刚刚挖开的坟墓。
我打开灯。
光灯闪烁了两下才完全亮起。光线刺眼，我眯起眼睛，扫视房间。
茶几上有个东西。
一个纸折的飞机，用那种粗糙的、泛黄的纸折成。纸质和清单一模一样。飞机静静地躺在茶几中央，机头指向卧室方向。
我走过去，拿起纸飞机。很轻，但纸的边缘锋利，划破了我的手指。血珠渗出来，滴在纸飞机上，瞬间就被吸收了，纸张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我把纸飞机拆开。
里面是一幅画。
用蜡笔画的，颜色很鲜艳，但构图幼稚。画上有一栋楼，楼底下有个地下室，地下室里有个人——画得很小，但能看出是个成年男人。男人旁边，蹲着一个小女孩，他们在玩什么游戏。
楼的外面，画着一个月亮，月亮是红色的。
画的背面，有一行歪歪扭扭的字：
“来找我玩。”
落款：“小雅”。
我盯着那行字，手指开始发抖。不是害怕，是某种更深层的东西——一种混合着愧疚、恐惧和难以名状的悲伤。八岁的孩子，饿死在工地门口，尸体被扔进搅拌机，混进水泥，埋在地基里。
二十年了，她还在那里。
我走进卧室，打开父亲的铁皮盒。记本已经很旧了，纸页发黄变脆。我翻到1999年12月的那几页。
字迹很潦草，有些地方被水渍晕开，分不清是泪水还是什么。
“12月20：楼塌了。老陈他们三个在下面。救护车来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公司的人来了，让压下来。我说不行，那是人命。他们说，如果事情闹大，责任全在我——材料是我签的字。”
“12月21：张建国改了记录。李桂兰做了假账。王浩写了假证词。老赵不同意，但也没办法。上面施压，说这个不能出问题。给家属的钱很少，但他们都签了字。除了老陈的女儿，没人管。”
“12月22：我去找小雅。她叔叔拿走了钱，把她赶出来了。工地的保安说她在门口蹲了两天，给她馒头也不吃。天太冷了，零下十几度。”
“12月23：她死了。”
这一页的字迹抖得厉害，几乎无法辨认。
“早上发现的时候，已经冻僵了。手里攥着半张纸，上面写着她的名字。公司的人来了，说不能留痕迹。孙福贵说，他知道怎么处理。我……我没拦着。我不敢拦。我怕坐牢，怕失去工作，怕……”
后面几行字被涂黑了，用力之大，纸都划破了。
再往后翻，是空白的页面。父亲没再写记。
我把记本合上，放回铁盒。窗外雨停了，月亮从云层后面露出来，惨白的光照进屋里。我看了一眼手机：凌晨一点。
倒计时：22:45:33。
还有二十二个多小时。
我决定不睡了。躺下也睡不着，闭上眼睛就是孙福贵摔下去的画面，还有那些密密麻麻的小手印。我打开电脑，搜索购物中心三号楼的结构图。
作为普通市民，当然查不到施工图纸。但我在一个建筑论坛找到了一张地下层的平面示意图，是几年前一个建筑爱好者发的。图很简略，但标出了主要结构和出入口。
三号楼的地下有两层：B1是停车场，B2是设备层和储藏室。但示意图上，在B2的东南角，有个被标注为“未开放区域”的地方，用虚线框起来，旁边打了个问号。
发帖人留言说：“这个地方施工时好像出过问题，后来封起来了。有人说是结构缺陷，但我觉得没那么简单。”
我在下面找到了跟帖讨论。有人说当年施工时那个位置的水泥总是凝固不好，返工了好几次。有人说晚上能听见小孩哭声。还有个人说，他叔叔是当年的工人，说那里“不净”。
不净。
我盯着那张示意图，把“未开放区域”的位置记在脑子里。然后关掉电脑，开始准备。
需要什么？手电筒、电池、撬棍？我不知道。我要去挖开二十年前的地基，从水泥里找出一具孩子的尸骨。这可能吗？水泥凝固了二十年，早就坚硬如铁。而且那是购物中心的地基，我怎么挖？大白天拿着工具进去？
不可能的。
但必须去做。
我起身，从衣柜最底层翻出一个旧背包，比平时用的那个大。往里装东西：强光手电筒、备用电池、一把小锤子、一把螺丝刀、一捆绳子。想了想，又放了一瓶水和几块巧克力。
然后我停下来。
我在什么？真的要去吗？去了又能怎样？挖出尸骨，然后呢？报警？说二十年前有个孩子被埋在地基里？证据呢？谁会信？
可如果不去，午夜一到，清单就会清算我。我会像张建国、李桂兰、王浩、孙福贵一样，以某种“意外”的方式死去。父亲躲了五年，还是死了。我能躲多久？
背包里的清单突然震动了一下。
我拉开拉链，把它拿出来。纸页冰凉，但倒计时的数字在跳动：22:01:47，22:01:46……
翻到最后一页，“明天午夜，三号楼地下，我等你”那行字下面，又浮现出新的字迹：
“一个人来。”
“不许告诉别人。”
“否则他们会死。”
“他们”是谁？我想起母亲，她在老家，身体不好。还有几个朋友，虽然联系不多。小雅在威胁我。
我合上清单，塞进背包最里层。然后坐在床边，等天亮。
时间过得很慢。每一分钟都像一个小时。我盯着手机屏幕上的时间跳动，听着自己的心跳。窗外的天渐渐从漆黑变成深蓝，再变成灰白。
六点半，我出门。
早高峰还没开始，街道上车辆不多。我坐地铁到北五环，从出口出来时，购物中心还没开门。巨大的建筑在晨光中沉默矗立，玻璃幕墙反射着苍白的天光。
我绕到建筑后面，找到员工通道。门锁着，但旁边有个保安亭，里面坐着个年轻保安，正在打哈欠。
“师傅，问一下，商场几点开门？”我走过去。
“十点。”保安看了我一眼，“您来这么早？”
“我约了人，在超市上班的。”我撒谎，“能让我先进去吗？等会儿迟到了。”
保安犹豫了一下，拿起对讲机说了几句。然后点点头：“进去吧，别乱跑啊。”
门开了，我走进员工通道。里面是条长长的走廊，灯光昏暗，两边是各种仓库和办公室的门。空气里有股混合气味：清洁剂、食物、还有淡淡的霉味。
我按照记忆中的方向，往三号楼区域走。购物中心很大，分三个楼体，中间有天桥连接。我穿过两道防火门，来到三号楼的地下入口。
楼梯间很暗，感应灯坏了。我打开手电筒，往下走。
B1是停车场，已经停了一些车，大多是员工的。空旷的空间里回荡着引擎声和脚步声，远远传来，像某种怪物的低吼。
我找到通往B2的楼梯。门是防火门，很重。我推开一条缝，往里看。
一片漆黑。
手电筒的光束照进去，能看到粗大的管道、通风设备、堆积的杂物。空气更冷了，带着浓重的气和铁锈味。我侧身挤进去，关上门。
B2比B1安静得多，几乎听不到上面的声音。我打着手电筒，慢慢往前走。地面是水泥的，积着薄薄的灰尘，每走一步都留下清晰的脚印。
按照记忆中的方位，我往东南角走。绕过几个巨大的水箱，穿过一排排管道，终于看到了那个区域。
一道铁门。
不是普通的门，而是那种厚重的、带轮锁的密封门，像银行金库的门。门上锈迹斑斑，但轮锁看起来很新，像是经常有人开关。
门旁边挂着一个牌子：“设备重地，闲人免进”。
但我知道，里面不是设备。
我走到门前，试着转动轮锁。很重，但能转动。转了十几圈，锁舌“咔哒”一声弹开。我用力拉门，铰链发出刺耳的摩擦声，门开了一条缝。
一股气味涌出来。
不是霉味，也不是气，而是……一种我无法描述的气味。像是旧纸张、泥土、铁锈，还有一种更淡的、几乎察觉不到的气味——像是某种甜腻的、腐败的气味。
我挤进门里。
手电筒的光束扫过内部。
空间不大，大约三十平米。地面、墙壁、天花板，全都是粗糙的水泥，没有任何装修。角落里堆着一些废弃的建材：生锈的钢筋、破碎的水泥块、腐烂的木板。
但在房间中央，有一块地方不一样。
那里的地面明显凹陷下去，形成一个不规则的浅坑。坑的边缘，水泥颜色更深，像是被什么液体长期浸泡过。
我走到坑边，蹲下来。
手电筒的光照进坑里。
坑底是平的，但在正中央，有一个微微隆起的小土包。土包上，着一样东西。
一支蜡笔。
红色的蜡笔，已经短得只剩一小截，但颜色依然鲜艳。蜡笔旁边，散落着几张纸片，都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上面画着歪歪扭扭的画。
我伸手，想拿起蜡笔。
指尖触到的瞬间，我听见了声音。
不是幻觉，是真真切切的声音——小孩的笑声。
很轻，很清脆，在空旷的地下室里回荡。笑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分不清方向。接着是脚步声，啪嗒啪嗒，绕着房间跑圈。
我猛地转身，手电筒光束扫过整个房间。
什么都没有。
但笑声还在。
然后，我看见了。
在对面墙壁上，手电筒的光照出一个影子。
很小的影子，像个小女孩，贴在墙上。影子一动不动，但它的头，慢慢转了过来，看向我。
墙壁开始渗水。
不是漏水，而是从水泥内部渗出暗红色的液体，一滴，两滴，越来越多，顺着墙壁流下来，在地面汇聚成小小的一滩。
液体流过的地方，墙壁上浮现出字迹。
和清单上一样的字迹，暗红色，歪歪扭扭：
“你来了。”
“陪我玩。”
我后退一步，背靠铁门。门不知什么时候关上了，轮锁自己转动，锁舌弹回。
我被锁在里面了。
手电筒的光开始闪烁，电池快没电了。在明灭的光线中，我看见坑底的那个小土包，慢慢裂开一条缝。
从裂缝里，伸出了一只手。
很小，孩子的手，白骨森森，但指骨完整。
它朝我招了招。
一下，两下。
像是在说：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