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4、
嘟嘟嘟……
电话被那头的院长挂断。
谢景行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又看了看地上散落的骨灰，身体微微颤抖起来。
他的嘴唇开合了几次，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许知意还挂在他胳膊上，但脸上的娇俏已经僵住了。
她看看谢景行，又看看地上散落的骨灰，最后看向我。
我跪在地上，徒劳地用手拢着那些白色的粉末。
可风一吹，它们就从指缝间溜走，飘散在寺庙的香火气里。
“妈，妈。”我喃喃着，却再也发不出哭喊。
眼泪早就流了，连眼眶都是涩的疼。
谢景行终于找回了声音，那声音嘶哑得像是被砂纸磨过：
“揽月，这是真的？”
我抬起头，静静地看着他。
这个我曾经深爱过的男人，这个我母亲曾经当成亲儿子一样疼爱的女婿。
此刻站在我面前，脸上写满了迟来的恐慌。
多可笑啊。
许知意忽然松开谢景行的胳膊，往后退了一步：
“景行哥哥，这、这不可能，她一定是骗人的。”
“医院的电话也是骗人的吗？”
我终于开口，声音平静得自己都觉得陌生。
谢景行踉跄了一下，他低头看着满地骨灰，又看看自己刚才扔骨灰盒的那只手，忽然开始剧烈颤抖。
“我不知道……”他语无伦次，“院长只说停职，他没说，我不知道阿姨真的？”
“你知道。”我慢慢站起身，衣服下摆沾满了地上的灰尘。
“你只是不在乎。”
“不是的！”谢景行冲到我面前，想要抓住我的肩膀，我侧身避开，他的手僵在半空。
“揽月，我真的不知道情况那么危急！我以为阿姨还能等，我以为…”
“你以为我妈会像以前一样，为了不给你添麻烦，忍着疼，让着药，等着别人都治好了才轮到自己？”
我打断他，每个字都说得很慢。
“谢景行，你凭什么这么以为？”
许知意在一旁尖声道：
“江揽月你够了！景行哥哥是医生，他要对所有的病人负责！你不能因为自己母亲死了就怪到他头上！”
我转向她。
许知意被我眼里的冰冷吓得又退了一步。
“许知意，”我说，“你上个月查出的真的是癌症早期吗？恐怕不是真的吧。”
她的脸色瞬间变了。
谢景行也愣住了，他转头看向许知意。
“当然是真的！”许知意急急地说。
“景行哥哥你不相信我？那些检查报告你都看过的！”
“我看的是你父亲，亲自交给我的报告。”谢景行喃喃道，眼神开始变得混乱。
“他说你情况危急，急需肾源，否则撑不过三个月……”
许知意的脸白了。
我忽然笑了起来。
那笑声在空旷的寺庙前院回荡，凄厉得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
他的手机又响了，这次是医院的紧急通知。
他接起来，听了几句，脸色从惨白变成灰败。
挂断电话后，他盯着许知意，一字一句地问。
“你父亲刚被带走调查了。伪造病历，违规作，倒卖医疗资源。许知意，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病？”
许知意彻底慌了：
“我、我就是有点肾虚，医生说要调理，但我爸说这样能快点拿到肾源。景行哥哥，我是真的喜欢你，我想和你在一起，所以才…”
5、
“所以你装病？”谢景行吼了出来。
“你装病抢走了本该属于揽月妈妈的肾源？！你知不知道那是救命的！”
“那又怎么样！”
许知意也豁出去了，她指着地上的骨灰。
“一个老太婆，活了六十多年也够本了！我才二十二岁，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景行哥哥，你之前不是也说，肾源放在年轻人身上价值更大吗？”
谢景行像是被人狠狠扇了一耳光，整个人僵在原地。
我想起那天在院长办公室，他确实说过类似的话。
“放身体里，顶多能延续10年生命，可放知意身体里，能保她50年健康…”
原来在他心里，生命的价值是可以这样计算的。
原来我妈妈二十四个月的等待，一次次忍痛退让，最后只换来一句“够本了”。
我弯腰，从湿透的衣袋里掏出那个红色的祈福袋。
它已经被水浸得皱巴巴的，但里面的纸条还完好。
我小心地展开纸条，上面是我亲手写的字迹：
“愿妈妈来世无病无灾，一生顺遂。”
谢景行看到了纸条上的字，他的眼眶突然红了。
“揽月…”
他伸出手，想要碰触那张纸条，我收了回来。
“谢景行，”我平静地说，“我们结束了。”
“不。”他摇着头，“我知道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给我一个机会弥补，揽月，求你了。”
“弥补？”我重复这个词，觉得它荒唐至极。
“你怎么弥补？让我妈活过来？还是让时光倒流，把肾源还给她？”
谢景行哑口无言。
我走到那棵千年榕树下，找了一个较低的枝桠，踮起脚尖，把祈福袋挂了上去。
红色的布袋在风中轻轻摇晃，像一颗微弱但执拗跳动的心。
然后我转身，对着满地骨灰跪下来，磕了三个头。
“妈，对不起，女儿没能保护好你。”
“但我会好好活着，像你希望的那样。”
“你不用再为我祈福了。从今往后，我为自己活。”
我起身，拍掉膝盖上的灰尘，再没有看谢景行和许知意一眼，径直朝寺外走去。
“揽月！”谢景行在我身后喊，“你要去哪？我们还没…”
“离婚协议我会寄到医院。”我没有回头，“谢医生，祝你前程似锦。”
6、
接下来的一个月，发生了很多事情。
许知意的父亲因多项医疗违规被正式逮捕，涉案金额巨大，牵涉甚广。
许知意本人因参与伪造病历、骗取医疗资源，被立案调查。
她移植的那颗肾源，因为并非医学必需，加上术后她并未按时服用抗排异药物，出现了严重的排异反应。
医院不得不进行二次手术取出移植肾，她的身体也因此元气大伤。
谢景行被医院停职，医疗协会介入调查他在肾源分配中的违规作。
尽管他坚称自己不知许知意病历造假，但作为主刀医生，未能严格审核患者指征。
严重违反医疗伦理，执业资格面临吊销。
这些消息，我都是从新闻上看到的。
我租了一个小公寓，离医院和灵秀寺都很远。
白天在一家书店打工，晚上写一些医疗科普文章投稿。
生活简单得近乎苍白，但至少平静。
妈妈的后事，我拜托了一位相熟的律师处理。
她帮我医院在肾源分配过程中存在严重不公，同时以谢景行严重违背夫妻忠诚义务、许知意侵害患者权益为由，提起民事诉讼。
律师姓陈，是个练的中年女性。
她看完所有材料后，沉默了很久。
“江小姐，”她说。
“这个案子很难，但我会尽全力。”
“谢谢。”我说，“赔偿不重要，我要一个说法。”
陈律师点点头：“我明白。”
谢景行来找过我三次。
第一次是在书店。
他穿着皱巴巴的白大褂，胡子拉碴，完全没有了往精英医生的模样。
我在整理书架，一抬头就看见他站在门口。
“揽月，”他声音沙哑，“我们能谈谈吗？”
我没说话，继续把书按编号放回原位。
他走进来，试图拉住我的手腕：
“我知道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这些天我每天失眠，一闭眼就是阿姨的脸，还有那天在寺庙，揽月，我快疯了。”
我抽回手：“谢医生，我在工作。”
“工作？”他苦笑。
“你宁愿在这种地方打工，也不愿意接受我的帮助？揽月，我可以给你更好的生活，我可以。”
“可以什么？”我终于看向他。
“可以再找一个许知意，再把属于别人的救命机会送给她？”
谢景行的脸色惨白如纸。
店长注意到这边的动静，走过来问我是否需要帮忙。
我对她摇摇头，然后对谢景行说：“请你离开，不要影响书店营业。”
他站在原地，看了我很久，最后转身走了。
第二次，他出现在我的公寓楼下。
那天下着雨，他浑身湿透地站在那里，手里捧着一束白色的菊花。
“揽月，”他见我要上楼，急忙挡在我面前，“我去看了阿姨的墓地，我把骨灰重新收敛了，选了一个最好的位置。”
我停下脚步。
“墓碑上刻了什么？”我问。
谢景行一愣：“就、就普通的碑文。”
“有没有刻‘慈母江氏’？”我问，“有没有刻‘女儿江揽月敬立’？”
他张了张嘴，没说出来。
我点点头：“那就是没刻‘女婿谢景行’了。很好，我妈不会想看见你的名字。”
“揽月！”他眼眶红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愿意做任何事来弥补，只要你肯给我一个机会。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我可以辞职，我们离开这个城市，去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然后呢？”我平静地问。
“然后等你老师的另一个女儿生病，你再把我妈的什么让出去？”
“不，这次应该轮到我了。”
谢景行像是被雷击中，整个人僵在雨里。
我绕过他，走进单元门。
他在身后喊：“我要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
我没有回头，也没有回答。
原谅？
有些事，永远不值得原谅。
第三次，他通过陈律师递话，说愿意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并把他名下所有财产都给我，只求见我最后一面。
我同意了。
见面地点约在律师事务所的会议室。谢景行看起来比前两次更憔悴，眼窝深陷，西装穿在身上显得有些空荡。
他把签好字的协议推到我面前，还有几张房产证和银行卡。
“都给你，”他说，“这是我全部的家当。还有这是我写的忏悔书，我会公开发表，向你和阿姨道歉。”
我看也没看那些东西，直接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
“财产我不需要，”我说。
“按照法律规定该分的部分，陈律师会处理。其他的，你留着吧。”
谢景行急了：“为什么不要？这是我欠你的！”
“你欠我的，你还不起。”我收好自己的那份协议，站起身。
“手续办完后，陈律师会联系你。再见，谢先生。”
7、
“揽月！”他也站起来，声音里带着绝望的哭腔。
“你连一点机会都不肯给我吗？哪怕只是做朋友，哪怕只是让我偶尔知道你过得好不好。”
我走到门口，手放在门把上，停顿了一下。
“谢景行，”我说。
“我妈去世前最后一句话，是问我‘景行是不是还在加班’。”
“她到死都在担心你累着。”
“而那个时候，你在陪许知意打游戏。”
我拉开门，走了出去。
身后传来压抑的、野兽般的呜咽。
我没有停留。
三个月后，案子开庭。
医院方面最终同意和解，承认在肾源分配中存在程序瑕疵，并愿意提供经济赔偿和书面道歉。
院长亲自出庭，在法庭上向我深深鞠躬。
“江女士，”他说。
“作为院长，我有不可推卸的监管责任。医院已经成立了伦理委员会，重新审核所有器官移植排队制度，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我接受了道歉，但拒绝了赔偿金。
“请用这笔钱设立一个专项基金，”我说。
“帮助那些在等待中绝望的病人，和他们的家属。”
陈律师在法庭外对我说：“你母亲如果知道，一定会为你骄傲。”
我仰头看着天空。
妈妈，你看到了吗？
女儿没有让你蒙羞。
谢景行和许知意的案子分别审理。许知意因诈骗罪、伪造公文罪等数罪并罚，判处三年。
她父亲的问题更大，另案处理。
谢景行医疗违规案的结果也出来了：吊销医师执业证书，五年内不得重新申请。
医疗协会的通报文件中写道。
“谢景行医生严重违背医学伦理，将个人情感凌驾于患者生命权之上，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
宣判那天，谢景行在法庭上一直看着我。
我始终没有与他对视。
散庭后，他在走廊里追上我。
“揽月，”他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这是我申请去山区医疗支援的批准书。虽然不能行医了，但我可以做医疗助理，做些基础工作。”
我点点头：“祝你顺利。”
“我走之前，能去看看阿姨吗？”他小心翼翼地问。
我沉默了几秒。
“谢景行，”我说。
“我妈活着的时候，你没能好好陪她。现在她死了，你的探望对她没有任何意义。”
“对我有意义！”他急切地说，“我需要一个告别的机会。”
“你没有资格。”我打断他。
“告别是亲人之间的仪式。你早就不是了。”
他的眼神彻底黯淡下去。
我转身离开，这次他没有再追上来。
又过了半年。
我在书店的工作逐渐得心应手，开始负责一部分图书采购。
晚上写的医疗科普文章，被一家健康杂志看中，邀我开设专栏。
专栏的名字叫《生命权》。
我没有提自己的故事，但每个字都浸透着那段经历带来的思考。
杂志社的主编说：“江小姐，你的文字里有种沉静的力量。”
我想，那是疼痛沉淀后的结晶。
春天的时候，我去了灵秀寺还愿。
妈妈的骨灰已经重新安葬，我请寺里的师父为她做了七七四十九天的法事。
师父说，妈妈走得很安详，来世会有福报。
8、
那棵千年榕树上的祈福袋还在，经过风吹雨打，颜色褪了些，但依然稳稳地挂着。
我又写了一个新的祈福袋，这次只写了一句话：
“妈妈，我很好。”
走出寺庙时，阳光正好。
山门外的石阶上，有个卖手工编织品的老，篮子里放着各种红绳手链。
“姑娘，求个平安结吧，”老笑呵呵地说，“自己编的，保平安。”
我蹲下来，选了一个最简单的样式。
老一边帮我戴上，一边念叨：“红绳系腕，厄运消散。姑娘，你以后都会顺顺利利的。”
“谢谢。”
我付了钱，顺着石阶往下走。
手腕上的红绳在阳光下微微反光，像一道温柔的印记。
手机响了，是陈律师。
“江小姐，基金会的筹备很顺利，第一批援助名单已经出来了，你要不要过来看看？”
“好，我下午过去。”
“另外，”陈律师顿了顿，“有件事我觉得应该告诉你。谢景行在山区那边出了点事。”
我脚步一顿。
“他所在的医疗队遇到了山体滑坡，他为了救一个孩子，被落石砸中，伤得很重。现在还在抢救。”
我握紧了手机。
“江小姐？”陈律师试探地问，“你要不要？”
“陈律师，”我轻声说，“我和他已经没有关系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
“我明白了，”陈律师说，“那就不打扰你了。”
挂断电话后，我在石阶上站了很久。
山风吹过，带着松针和香火的气息。
我想起很多年前，谢景行还不是“谢医生”的时候。
他那时还是个医学生，穿着洗得发白的牛仔裤，在图书馆里一坐就是一整天。
有一次我感冒发烧，他逃了课来陪我，笨手笨脚地煮粥，结果把锅都烧糊了。
我笑他，他就红着脸说：“我会学的，以后一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
后来他学会了煮粥，学会了做很多事。
却忘了怎么做一个有良心的人。
我继续往下走，没有再回头。
三个月后，我收到了一个包裹。
寄件人地址是西部某个山区县医院，没有署名。
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本厚厚的笔记本，和一把钥匙。
笔记本的扉页上，是谢景行的字迹：
【揽月，如果你收到这个，说明我已经不在了。笔记本里是我这些子记录的东西，或许对你做医疗科普有用。钥匙是银行保险柜的，里面有一些资料，关于器官移植黑市交易的证据。我这些年陆陆续续收集的，本来想等时机成熟举报，现在用不上了，交给你处理吧。最后，对不起。真的对不起。谢景行绝笔】
我翻开了笔记本。
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有山区常见病的诊疗心得，有对基层医疗现状的观察，还有一些零散的、像是记的片段。
到最后写着。
【揽月，你要好好的。】
【欠你的，下辈子还。】
我合上笔记本，坐了很久。
然后按照地址去了银行，用那把钥匙打开了保险柜。
里面是几个文件袋，装满了各种票据、录音、照片，时间跨度长达五年。
涉及多家医院、数名医生，还有一张庞大的关系网。
9、
我把这些资料全部交给了陈律师。
“这些东西很重要，”陈律师看完后，神情严肃。
“如果查实，能掀翻整个利益链。”
“那就查。”我说。
三个月后，一场针对器官移植黑市的专项整治行动在全国展开。
多家医院被查处，数十名医护人员被立案调查，等待名单制度被彻底改革。
新闻连续报道了一周。
我没有看。
那段时间，我正在筹备基金会的第一场公益活动，为贫困地区的儿童提供先天性疾病筛查。
活动现场来了很多家长和孩子，志愿者中有医生、护士，也有像我这样的普通志愿者。
一个小男孩做完检查后，拉着我的衣角说：“姐姐，我妈妈说你是好人。”
我蹲下来，摸摸他的头：“你妈妈也是好人。”
“我妈妈是最好的妈妈！”小男孩骄傲地说。
“嗯，”我笑着说，“妈妈都是最好的。”
活动结束的那天晚上，陈律师打电话给我。
“谢景行的遗体已经运回城里了，他父母问你要不要参加葬礼。”
我想了想：“不要。”
“好。”陈律师顿了顿。
“还有一件事，许知意在监狱里精神出了问题，整天胡言乱语，说有人要害她。她父亲被判了无期，没收全部财产。”
“嗯。”
“江小姐，”陈律师轻声问，“你现在过得好吗？”
我看着窗外万家灯火，手腕上的红绳在灯光下泛着柔和的光泽。
“我很好，”我说，“真的。”
又是一年春天。
基金会的规模扩大了一倍，我们不仅援助患者，也开始培训基层医疗人员。我辞去了书店的工作，全职投入公益。
有时候会受邀去医学院做讲座，讲医疗伦理，讲患者权益。
有一次讲座结束后，一个学生举手问：“江老师，您经历过医疗不公，为什么还能保持对医疗系统的信心？”
我思考了片刻。
“因为我相信，”我说。
“系统是由人组成的。而人，是可以改变的。”
“那如果改变不了呢？”
“那就换掉他。”
台下响起掌声。
樱花飘落的季节，我去了妈妈的墓地。
墓碑上的照片里，妈妈笑得很温柔。我放下一束她最喜欢的百合，擦了擦墓碑上的灰尘。
“妈，基金会帮助了第一千个病人。”
“我学会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了，虽然还是没有你做的好吃。”
“最近在学花，老师夸我有天赋。”
“我很好，真的。”
风吹过，墓园里的松涛阵阵，像是温柔的回应。
待了一会儿，我起身离开。
走了几步，又回头。
墓碑安静地立在春光里，周围开满了不知名的小野花。
我忽然想起妈妈生病前，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公园。
那时她还没查出肾病，我也还没认识谢景行。
那天阳光很好，她坐在长椅上，看着我跑来跑去地放风筝。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