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4、
我被反铐在审讯椅上，右臂的剧痛一阵阵袭来。
特警把那些黑色粉末装在证物袋里，摆在我面前。
“吕一诺，交代吧。”他声音很冷。
“车厘子本不是人工具，你用什么方法了他们？”
我抬起头，脸上还沾着公公炸开时溅上的血。
我舔了舔嘴角，血腥味混着车厘子腐烂的甜腻，让我有点恶心。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我扯出一个笑。
“我就是许愿，他们就死了。”
“许愿？”特警猛地拍桌。
“你当我们是傻子？从王建国和张秀兰的伤口里提取出的黑色粉末，是某种高密度金属碎屑，和车厘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盯着他，不说话。
他继续问：
“王邦宇和周雨柔死的时候，车厘子已经被踩烂了，可他们还是死了。你提前动了手脚，对不对？”
我垂下眼睛。
审讯室的灯很亮，照得我眼睛疼。
“我要见律师。”我说。
“见律师？”特警冷笑。
“你涉嫌害四人，情节恶劣，证据确凿……”
“证据呢？”我突然打断他。
“你说我了人，证据呢？有目击者看见我动手吗？有凶器吗？有监控吗？”
特警愣住了。
我慢慢抬起头：“你们只看见我吃了车厘子，然后他们死了。这能证明什么？证明车厘子人？还是证明，这本就是一场意外？”
“你——”特警气得脸色发青。
我笑了。
真可笑，他们宁愿相信车厘子能人，也不愿意相信一个被到绝境的女人，能用自己的方式反抗。
“我要见律师。”我又重复一遍，“现在。”
律师是法律援助派来的，一个很年轻的女人，叫陈静。
她看了卷宗，眉头皱得紧紧的。
“现场确实没有直接证据。”她对我说。
“但情况对你很不利。王邦宇和周雨柔在救护车上死亡时，你已经被警方控制，这反而成了你的不在场证明。但正因为如此，警方认定你一定用了某种延时或遥控装置。”
我看着她：“你觉得我能做到吗？”
陈静沉默了一会儿：“你大学学的是化学，对吗？”
我点头。
“毕业后在化工厂工作了五年，直到结婚。”她翻着资料。
“王邦宇的母亲去你公司闹事，导致你被开除——这是真的吗？”
“真的。”我说。
“她坐在公司大厅哭嚎，说我勾引她儿子未婚先孕，说我是为了户口才缠着王邦宇。领导找我谈话，说影响不好，让我主动离职。”
陈静记录着：“之后你就再没工作过？”
“王邦宇说，他养我。”我扯了扯嘴角。
“他说，老婆在家享福就行。”
享福。
多好听的词。
可这福气，是每天五点半起床做早饭，是手洗全家人的衣服因为婆婆说洗衣机费水。
是公公那双总是“不小心”碰到我身体的手，是儿子越来越鄙夷的眼神，是丈夫越来越晚的归家。
是抑郁症确诊那天，王邦宇撕了诊断书，说：“别矫情了，哪个女人不是这么过来的？”
是妈妈病危时，婆婆拦在门口说：“先把午饭做了再去，不然我就去你妈病房门口闹，让她死了都不安宁。”
5、
我去了。
晚了半小时。妈妈的眼睛一直睁着，护士说，她在等我。
我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已经冷了。
我哭不出来，只是呆呆地坐着。
后来婆婆打电话来，骂我为什么还不回去做晚饭。
那天我站在医院天台，风吹得很大。我想跳下去。
但我没有。
我回家了。做了四菜一汤，还煲了汤。
婆婆尝了一口，吐在地上，说盐放多了，重新做。
我重新做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王邦宇身边，他背对着我玩手机。我闻到他身上有陌生的香水味。
我问：“你换香水了？”
他很不耐烦：“男人的事，女人少管。”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
我不能死。
我死了，他们不会难过，不会愧疚，只会觉得少了个保姆，再找一个就是。
我要活着。
活着，看他们死。
陈静听完我的讲述，很久没说话。
最后她问：“那些黑色粉末，是你做的吗？”
我看着她：“我说不是，你信吗？”
“我是你的律师。”她说。
“我只相信证据。”
我笑了：“那就去查证据吧。”
陈静真的去查了。
她调取了小区监控，发现跨年前一周，我每天都会在固定时间出门，去不同的五金店和化工店。
但她找不到购买记录——我用的都是现金，而且每次都戴着帽子和口罩。
警方也查了家里的电脑，发现我在三个月前开始搜索“高密度金属”、“微型爆破”、“延时装置”等关键词。
但他们找不到实物。
找不到凶器。找不到任何能直接证明我了人的东西。
除了那些黑色粉末。
法医鉴定结果出来了。
粉末是一种特制合金，在高温高压下会产生微型爆炸，威力足以在近距离击穿人体。
但需要精确的控制——要么定时，要么遥控。
而我在案发时，已经被控制住了。
“除非你有同伙。”审讯我的警察换了人，是个老刑警，眼神很锐利。
“同伙？”我笑了，“谁？我连门都很少出，哪来的同伙？”
老刑警盯着我：“你儿子说，你经常一个人待在厨房，一待就是几个小时。”
我的心猛地一痛。
“我在做饭。”我说。
“只是做饭？”他往前倾身。
“我们在厨房的下水道里，检测到了微量合金残留。吕一诺，你是在厨房里制作那些粉末的，对不对？”
我沉默。
“你承认了？”
“我承认什么？”我抬起头。
“我承认我在厨房做饭，承认我洗菜刷碗，承认我每天像条狗一样伺候他们一家——这犯法吗？”
老刑警被我问住了。
陈静适时开口。
“我的当事人有不在场证明，所谓的‘凶器’也没有找到。目前所有证据都是间接证据，不能形成完整证据链。我要求取保候审。”
“不可能！”老刑警拍桌，“四条人命。”
“那你们就找到直接证据。”陈静冷静地说。
“否则，据疑罪从无原则，我的当事人有权获得自由。”
取保候审通过了。
6、
走出看守所那天，阳光很刺眼。
陈静开车送我，问我住哪。
“我没有地方可以去了。”我说。
家被封了，王邦宇一家全死了，我成了全市闻名的“车厘子手”。
网上都在传，说我是个疯女人，因为婆婆不让我吃车厘子，就了全家。
多可笑。
他们只关心车厘子，却没人问过我为什么想吃那颗车厘子。
“先住我家吧。”陈静说，“我有间空房。”
我看着她。
她很年轻，可能才二十七八，眼睛很亮，一看就是那种一路顺风顺水的好学生，没吃过苦，没受过罪。
“你不怕我？”我问，“网上都说我是人犯。”
陈静打了转向灯：“我是律师，我只相信证据。而且…”
她顿了顿：“我查过你的医疗记录。你做过肝移植手术，捐肝给你儿子。术后感染，差点死掉。”
我没说话。
“一个愿意割肝救子的母亲，为什么会变成全家的凶手？”她看着前方，“我想知道答案。”
答案很简单。
因为那个儿子，从来不觉得那是爱。他觉得那是理所当然。
甚至觉得我恶心。
“妈妈你肚子上有疤，好丑。”
因为那个丈夫，在我术后高烧昏迷时，还在和小三发微信。
“黄脸婆终于消停了，明天老地方见？”
因为那个婆婆，指着我的伤口说：“生个孩子都生不好，还要割肝，我们王家真是倒了霉娶了你。”
割肝的那天，是我三十岁生。
没有蛋糕，没有祝福，只有手术同意书上冰冷的条款。
前，医生问我怕不怕。
我说不怕。
因为那时候我还相信，我救了儿子，他会爱我。我付出了所有，这个家会需要我。
我真傻。
陈静的家很净，到处都是书。
她给我收拾了房间，又去厨房煮面。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的夕阳。这是我十年来，第一次在傍晚时分，不用在厨房里忙活。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陈静端着面出来。
“虽然取保了，但案子还没结，警方还会继续调查。”
“查吧。”我说，“他们什么都查不到。”
陈静坐下来，认真地看着我：“吕一诺，你跟我说实话，人是不是你的？”
我吃了一口面。
很烫，但很好吃。
“重要吗？”我问，“他们死了，我活了。这就够了。”
“重要。”她说，“我是你的律师，我需要知道真相，才能帮你。”
我放下筷子，看着她：“如果我说是，你会举报我吗？”
陈静沉默了。
我笑了：“你看，你也不敢。所以别问了。”
“我不是不敢。”她突然说，“我只是不知道该不该。”
她低下头：“我接你的案子，是因为我觉得你不像坏人。但四条人命，如果真是你的，那我就是在帮一个人犯脱罪。”
“那你就别帮了。”我说，“我不需要同情。”
“不是同情！”陈静抬起头，眼睛有点红。
“是正义。吕一诺，如果他们是罪有应得，那你他们，就不是犯罪——是替天行道。”
我愣住了。
这个年轻的女律师，竟然会说出这种话。
“你真这么想？”我问。
7、
“我不知道。”她诚实地说。
“但我知道，法律有时候保护不了受害者。你妈妈病重时，你被扰时，你想自时——法律帮你了吗？没有。”
她握紧拳头：“所以我在想，如果法律帮不了你，那你自己帮自己，有什么错？”
我看着她，很久很久。
然后我说：“人不是我的。”
陈静瞪大眼睛。
“车厘子也不是人工具。”我继续说。
“那些粉末，是我故意撒在伤口附近的——为了误导警方。”
“那你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只有让他们相信是车厘子人，我才能脱身。”我说。
“超自然现象无法定罪，警方需要的是科学证据。而我，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陈静倒吸一口凉气：“那他们是怎么死的？”
我看向窗外，夕阳已经完全落下去了，天边只剩下最后一点暗红。
“他们死于。”我轻声说，“自己的罪。”
一周后，案子有了新进展。
警方在调查周雨柔时，发现了惊人的秘密。
她和王邦宇早就在一起了，时间远早于王邦宇追求我。
甚至在我怀孕期间，他们还一起去三亚度假——用的是我的产检费。
更可怕的是，儿子的肝病，可能不是先天性的。
警方在周雨柔的电脑里，找到了她搜索“儿童肝脏损伤症状”的记录，时间点恰好在我怀孕后期。
而她的一个前男友，是化工厂的技术员。
“她在你的饮食里下毒。”陈静把资料递给我。
“慢性毒，专门损伤肝脏。她想要你的孩子生病，然后让王邦宇跟你离婚——因为她不能生育。”
我拿着资料，手在抖。
“但她没想到，你愿意割肝救子。”陈静继续说。
“这打乱了她的计划。所以她开始教唆你儿子恨你，离间你们母子关系。同时，她和王邦宇转移了大部分财产，准备在你最绝望的时候提出离婚，让你净身出户。”
我闭上眼睛。
原来如此。
原来我所有的苦难，都不是意外。是有预谋的，一步一步的，把我到绝境。
“还有这个。”陈静又拿出一份文件。
“你公公王建国，本不是退休教师。他三十年前因为性侵学生被开除，但王家花钱压下去了。之后他辗转多个学校做临时工，直到退休。”
她看着我：“你当年说他在你洗澡时偷看，王邦宇和婆婆都不信。但现在有另外三个女人站出来，指证他也扰过她们。”
我睁开眼：“什么时候的事？”
“就这几天。”陈静说。
“你的案子闹得很大，媒体一直在报道。那几个女人看到新闻，才鼓起勇气站出来。”
我笑了。
笑着笑着，眼泪流下来。
太迟了。
一切都太迟了。
如果她们早点站出来，如果我早点知道，如果我能早一点反抗。
“现在舆论开始反转了。”陈静说。
“很多人同情你，认为你是被无奈。警方那边，因为没有直接证据，很可能以证据不足结案。”
8、
她顿了顿：“但是吕一诺，我还是想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
我看着窗外。
天黑了，城市的灯光亮起来，像一片倒挂的星空。
“你相信吗？”我问。
陈静愣了愣：“我不信。”
“我以前也不信。”我说，“但现在我信了。”
又过了一周，警方宣布结案。
结论是，王建国、张秀兰、王邦宇、周雨柔四人，死因均为“原因不明的突发性内出血”，排除他可能。
至于那些黑色粉末，被认定为“无关物品”，不予采信。
我被无罪释放。
走出警局那天，门口围了很多记者。闪光灯噼里啪啦地响，话筒几乎戳到我脸上。
“吕女士，你对这个结果满意吗？”
“有人说你是用巫术人，你怎么看？”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我停下脚步，看向镜头。
陈静站在我身边，轻轻握住我的手。
“我没有人。”我说，“我只是许了愿。”
记者们动起来：“什么意思？车厘子真的能许愿吗？”
我没有回答，转身离开。
陈静开车送我回她家。
路上，她终于忍不住问：“现在能告诉我了吗？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看向车窗外。
街道两旁的树上挂着彩灯，春节快到了。
“还记得我说过，卖车厘子的老妇人告诉我，只要许愿就能实现吗？”我说。
陈静点头。
“那是真的。”我说，“但不是车厘子的魔力，是我的。”
她转过头，震惊地看着我。
“从什么时候开始？”她问。
“从我第一次想死的那天。”我说。
“我站在医院天台，风吹得很大。我闭上眼睛，许了第一个愿，希望所有伤害我的人，都不得好死。”
车子驶过隧道，灯光在车窗上快速掠过。
“然后呢？”陈静的声音很轻。
“然后我回家了。”我说。
“但我发现，每当我强烈地希望某个人死的时候，那个人就会出事。”
陈静猛地踩了刹车，把车停在路边。
“你说什么？”
“王邦宇的小三，周雨柔——她去年出过车祸，记得吗？”我说。
“那是我第一次发现。那天她来家里接王邦宇，当着我的面吻他。我当时想，如果她死了就好了。”
“然后她就出车祸了？”
“轻伤，但瘸了三个月。”我说。
“我开始怀疑。后来，每次婆婆骂我，我就在心里诅咒她。然后她就会摔倒，或者生病。公公扰我，我希望他中风——他真的中风了一次，但治好了。”
陈静的脸色发白：“所以你…”
“所以跨年那天，我不是临时起意。”我说。
“我计划了很久。我知道那天他们会一起吃我做的饭，知道周雨柔会来，知道警察会来——一切都是我算好的。”
我转过头，看着她：“但我没有动手。我只是，许了愿。”
陈静的手在抖：“这不可能，这太…”
“太玄了？”我笑了。
“我也觉得。但这是真的。我的怨恨，我的痛苦，我的绝望——它们变成了一种力量。只要我真心希望某个人死，那个人就会死。”
“那车厘子…”
“道具而已。”我说。
“我需要一个仪式，让自己相信，也让别人相信。吃下车厘子，许下愿望：这是我和自己签订的契约。”
9、
隧道里的灯光明明灭灭，照在陈静苍白的脸上。
“那你现在，”她艰难地开口，“还能许愿吗？”
我看向自己的手。
这双手，洗过无数的碗，做过无数的饭，抱过生病的儿子，签过肝移植同意书。
也曾经在深夜里，一遍遍擦洗被公公碰过的地方。
“我不知道。”我说，“但我希望不能了。”
“为什么？”
“因为如果这种力量还在，我会忍不住。”我轻声说，“想让所有伤害过我的人，都去死。”
陈静沉默了很久。最后她重新启动车子，驶出隧道。
“那现在呢？”她问，“你自由了。接下来想去哪？做什么？”
我想了想。
“我想去学法律。”我说。
陈静惊讶地看着我。
“像你一样。”我继续说。
“帮助那些被伤害，却求助无门的人。不是用许愿的方式，而是用法律的方式。”
车子汇入晚高峰的车流。城市的灯光连成一片，像一条流淌的星河。
“好。”陈静说，“我帮你。”
三年后。
我坐在法庭的旁听席上，看着陈静在辩护席上慷慨陈词。
她现在是知名的公益律师，专门为家暴受害者辩护。
今天的案子，是一个被丈夫虐待十年的女人，在反抗时失手死了丈夫。
检方以故意人罪，要求重判。
陈静拿出了厚厚一叠证据：医院的伤情鉴定，邻居的证词，孩子惊恐的记。
最后，她请我出庭作证。
我走上证人席。
法庭很安静，所有人都看着我——他们认出了我，三年前那个“车厘子手”。
“吕女士，你曾经也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陈静问。
“你能告诉法庭，那种感受吗？”
我看着被告席上的女人。
她低着头，肩膀在抖，和我当年一模一样。
“那不是家。”我说。
“那是。但你无处可逃，因为所有人都告诉你，那是你的家，你要忍耐，要包容，要为了孩子着想。”
“你曾经试图求助吗？”
“试过。”我说。
“但警察说，这是家务事。居委会说，夫妻要互相体谅。娘家人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陈静继续问：“那最后你是怎么摆脱的？”
我沉默了一会儿。
“我许了愿。”我说，“我希望他们死。”
法庭里响起窃窃私语。
“但我不建议任何人这么做。”我提高声音。
“因为即使他们死了，你也会一辈子活在阴影里。真正的解脱，不是人，也不是被，而是站起来，走出去，用法律保护自己。”
我看向被告席上的女人：“你做得对。反抗没有错。错的是伤害你的人，不是你。”
女人抬起头，满脸泪水。
最后，法官当庭宣判，正当防卫，无罪释放。
女人冲过来抱住我，哭得说不出话。我轻轻拍着她的背，像在安慰三年前的自己。
走出法庭时，阳光很好。陈静走过来，递给我一份文件。
“这是什么？”
“录取通知书。”她笑着说，“法学院的研究生，你考上了。”
我接过通知书，手指微微发抖。
三十五岁，重新上学，从本科开始补——这三年来，我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剩下的时间都在学习。
但值得。
“恭喜你。”陈静抱了抱我，“吕律师。”
10、
我笑了。
这个称呼，真好听。
又一年跨年夜。
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看着远处的烟花。
陈静回父母家过年了，邀请我一起去，我婉拒了。
我想一个人待着。
手机响了，是那个案子的女人发来的短信：“吕姐，新年快乐。我找到工作了，孩子也很好。谢谢你。”
我回复：“新年快乐。要幸福。”
放下手机，我看着夜空。烟花一朵接一朵地炸开，绚丽而短暂。
楼下有孩子在喊：“妈妈，快看，好漂亮！”
我闭上眼睛，许了一个愿。
希望所有正在受苦的人，都能找到出路。
希望所有伤害他人的人，都能得到惩罚。
希望这个世界，能少一点眼泪，多一点笑声。
睁开眼睛时，一颗流星划过天际。
我笑了笑，起身回屋。桌上放着一盒车厘子，鲜红饱满。我拿起一颗，放进嘴里。
很甜。
但这一次，我没有许愿。
因为我知道，真正的愿望，不是靠奇迹实现的。
是靠自己的手，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