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十二月，西贡。
旱季的风从南中国海吹来，带着咸涩的气息。
华联会总部三楼的小会议室里，烟雾缭绕。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只有一盏台灯亮着，照在长桌中央那张手绘的地图上。
陈嘉泽坐在首位，两鬓的白发比年初又多了些。左手边是杜先生，右手边是周卫国——如今的南岳军区司令员，肩章上三颗星在昏暗的光线里泛着暗光。李保国坐在对面，面前摊着一摞文件，是他刚从香港带回来的情报。
“美国人在金兰湾的勘测队已经撤了。”李保国开口，声音压得很低，“不是真撤，是换便装。海军的人扮成商人，天天在港口转悠。”
杜先生皱眉：“他们想什么？”
“想找一个能用的港口。”李保国说，“菲律宾的苏比克湾够大，但离东南亚大陆太远。他们需要一个前哨——最好在越南。”
周卫国的手指在桌上轻轻敲了敲：“金兰湾给了法国人五十年，法国人还没走。”
“法国人快走了。”陈嘉泽终于开口，声音低沉，“莫边府那一仗，把他们打怕了。内瓦会议划了线，他们知道越南待不长了。问题是——走了之后，谁来？”
会议室里沉默了一息。
李保国把一份文件推到桌子中央。
“这是美国人私下接触我们的渠道。”他说，“通过一个法国商人，叫马塞尔。他明面上做橡胶生意，实际上替中情局跑腿。上个月在香港，他请我吃饭，问了一个问题——”
他顿了顿。
“华联会想不想和美国做朋友。”
周卫国的眉头拧了起来。
“做朋友？”他说，“美国人会跟任何人做朋友？他们只想要棋子，只是他们对重点培养扶持的南越势力代表吴庭艳的表现与能力深感失望，想寻找一个备选。”
陈嘉泽看着他，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卫国，”他说，“你说得对。这年头，谁不是棋子？”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拉开一条缝，看着外面的夜色。
“苏联是棋手，美国是棋手。咱们中国那个老大哥，也是棋手——但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是个特殊的棋子。跟咱们一样，想从棋盘上站起来，但还没那个力气。”
他转过身，看着在座的三个人。
“咱们呢？咱们连棋子都不算。棋盘上本没有咱们的位置。”
杜先生深吸一口气：“会长，您的意思是——”
陈嘉泽走回座位，重新坐下。
“我的意思是，”他顿了一下说“美国人想利用咱们，咱们就让他们利用。但要利用出个结果来。”
他看着李保国。
“保国，你再去见那个马塞尔。告诉他，华联会对成为美国人朋友意见！但我们有个条件——”
他顿了顿。
“美国人要支持我们建国。公开的，正式的，像支持南韩那样。”
李保国沉默了一息。
“会长，”他说，“美国人不会那么容易点头。他们现在还在观望。吴庭艳那边，他们投了不少钱，但那是个无底洞。咱们要让他们相信——投咱们，比投吴廷琰划算，我们军队己成形，而吴庭艳用美国那么的援助，才拉起6千多人的乌合之众。”
陈嘉泽点点头。
“那就让他们信。”
他看向周卫国。
“卫国，你那个南岳军区，最近有没有和北越交火？”
周卫国一怔：“上个月有过一次小摩擦，越境抓了两个舌头。”
“不够。”陈嘉泽说，“要大打。要让美国人看见，咱们是能打的。也要让北越知道——过了十七度线，有人会要他们的命。”
周卫国立正：“明白。”
陈嘉泽又看向杜先生。
“老杜，经济上，你那边要动一动。橡胶、大米、木材，能卖的卖，能囤的囤。要让美国人觉得，咱们手上有东西，不是空手套白狼。”
杜先生点头。
最后，陈嘉泽看着李保国。
“保国，你脑子最清楚。你给我盯着——美国人想要什么，怕什么，底线在哪儿。一步都不能错。”
李保国沉默了很久。
“会长，”他说，“这事儿太大了。光咱们几个，拿不下来。”
陈嘉泽点点头。
“我知道。”他说，“所以开春之后，我要秘密去一趟广州。”
—
一九五六年二月，广州。
珠岛宾馆的木棉花还没开，枝头光秃秃的，但南国的春天已经藏在风里。
陈嘉泽没有走正门。
一辆不起眼的黑色轿车从宾馆侧门驶入，绕过几栋小楼，停在一处僻静的院落前。院子里有几棵老榕树，树冠遮天蔽，把阳光筛成细碎的光斑。
迎接他的是一位礼宾司副司长，副司长的表情凝重。
“陈会长，请。”
会议室在一楼，陈设简朴——几张藤椅，一张长桌，墙上挂着一幅岭南画派的山水。窗帘半掩，窗外的榕树挡住了大部分视线。
屋里已经有人了。
南京一号首长与屋中几人起身相迎，他身材魁梧，着灰中山装，眉宇间那股金戈铁马之气扑面而来。旁边坐着一个五十出头的中年人，国字脸，戴一副黑框眼镜，穿着军便服，肩章上虽然没有军衔标识，但那种久经沙场的味道，一看就知道是军人。
还有一个人是外交部的副部长。
陈嘉泽对国内政治人物只闻其名，未见过真人。联系的纽带是周卫国与李报国。对国内的支援是由李保国与周卫国私财完成的，要求华联会那种规模的经援不现实。
因为这次会面是两个不同势力实体的政治会议，周卫国与李保国不宜参与，公与私需泾渭分明！
“陈会长，”首长笑着伸出手，“路上辛苦了。”
陈嘉泽握住那只宽厚的手掌，心头一热：“首长好。”
首长摆摆手：“坐，都坐。”
落座之后，首长指了指那个穿军便服的中年人：“这位是国防部陈副部长。你们可能听卫国与保国说过，他在北越那边当过一段时间的军事顾问团长。”
陈嘉泽心头一凛。
国防部陈副部长——他知道这个人。几年前，这个人带着中国军事顾问团在北越，帮胡志明打过法军。莫边府那一仗，据说就是他帮着策划的。
但现在，这个人坐在广州，和他们见面。
陈副部长朝陈嘉泽点点头，表情平静：“陈会长，久仰，卫国和保国很熟悉我。”
陈嘉泽欠身：“陈部长好。”
首长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放下。
“陈会长，”他说，“你这次来，有什么事？”
陈嘉泽沉默了一息。
“首长，”他说，“我们想建国。”
会议室里安静了片刻。
首长看着他，没有说话。
陈嘉泽继续说：“美国人想利用我们对付北越。我们想利用美国人——建国。”
他顿了顿。
“但这件事，我们不能不跟您通气。”
首长点点头，没有表态，只是问：“你们想建个什么样的国？”
陈嘉泽深吸一口气。
“一个能让华人活着、站着活着的国。”他说，“总统是我，但副总统是京族人，议会里有高棉人和占族人，都是南越人民党员。我们华人占主体，不，不亲苏，不亲美——我们但亲我们的，首先我们是华夏人，其次是南洋华人。”
首长看着他，目光深沉。
“美国人会答应吗？”
陈嘉泽摇摇头。
“不一定。”他说，“所以我们得让他们觉得——答应我们，比不答应划算。”
他把李保国在香港接触美国人的情况简要说了，又把周卫国那边的军事部署说了，最后说到他们内部的共识——利用法国人牵线，实施战略欺骗，让美国人相信华联会是他们在南越最可靠的棋子。
“但这些都是技术层面的。”陈嘉泽说，“真正的棋，在北京手里。”
他看着首长。
“首长，我们想知道——如果我们建国，中国会怎么看？”
会议室里又安静了片刻。
首长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转向陈副部长。
“老陈，你刚从河内回来。你说说，北越那边现在什么情况？”
陈副部长沉默了一息。
“情况复杂。”他说，“胡志明想统一，这是真的。但他下面的人，有的亲苏，有的亲中，有的只想自己说了算。苏联人在那边投了不少钱，武器、顾问、援助，都想手。”
他看着陈嘉泽。
“陈会长，你们打的那几次仗，北越内部震动很大。有人主张跟你们硬碰硬，有人主张先稳住你们、集中力量先赶走法国人。现在还没吵出个结果来。”
陈嘉泽点点头。
首长接过话头。
“陈会长，”他说，“你刚才说，你们想建国。我问你一个问题——”
他顿了顿。
“你们能守得住吗？”
陈嘉泽沉默了一息。
“首长，”他说，“我们守不住，也得守。七十万华人，没有退路。”
首长看着他，很久没有说话。
然后，他点了点头。
“好。”他说，“既然没有退路，那就往前走。”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众人。
“中国的情况，你们大概也知道。我们是共产党，跟苏联是一个阵营的。北越是我们的同志，我们不可能公开支持你们。这一点，你们要理解。”
陈嘉泽点头。
“但是——”首长转过身，看着他，“同志之间，也有亲疏远近。北越亲苏的那些人，想把我们挤出印度支那。他们想要的是苏联的枪炮，不是我们的友谊。这个账，我们心里有数。”
他走回座位，重新坐下。
“你们建国，我们不反对。你们和美国人周旋，我们不涉。但有一条——”
他看着陈嘉泽。
“你们不能帮美国人打中国。这是底线。”
陈嘉泽郑重地点头。
“首长，”他说，“这条底线，我们记在心里。”
首长点点头。
“另外，”他说，“你们需要什么帮助，可以提。但不能公开。物资、情报、技术，能给的，我们会想办法。但有一条——”
他顿了顿。
“不能留把柄。”
陈嘉泽沉默了一息。
“首长，”他说，“我们明白。”
首长看着他，忽然笑了。
“陈会长，”他说，“你知道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在想什么吗？”
陈嘉泽一怔。
首长说：“我在想，这个人眼里有东西。不是光有恨，也不是光有怕。是那种——想把命攥在自己手里的东西。”
他顿了顿。
“这种人，值得帮。”
陈嘉泽的眼眶有些热。
他想说什么，但却不知说什么好。
最后，他长出口气说道：“卫国、保国给我们南洋华人带来了抗争精神的火种，华夏人面对不公的命运，奋起抗争的精神，永不屈服！来没有什么救世主，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为此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
—
一九五六年三月，西贡。
马塞尔先生的橡胶园里，李保国第二次见到亨利。
这一次，亨利的态度比上次更直接。
“李先生，”他说，“华盛顿有回音了。”
李保国看着他，没有说话。
亨利说：“他们对你们感兴趣。但有一个条件——”
他顿了顿。
“你们要先证明自己。”
李保国眉头微动：“怎么证明？”
亨利说：“吴庭艳。他现在是美国在南越唯一承认的伙伴。但这个人，太不听话了。他要的是美国人的钱，不是美国人的主意。华盛顿有很多人对他不满。”
他看着李保国。
“如果你们能让美国人相信——你们比吴廷琰更可靠，更有用，更能打——那么，华盛顿可以考虑换人。”
李保国沉默了一息。
“亨利先生，”他说，“您说的‘证明自己’，具体指什么？”
亨利笑了。
“李先生，”他说，“您是聪明人。这种事，不能说得太明白。但有一条——”
他往前探了探身子。
“美国需要南越稳定。谁能让南越稳定，美国就支持谁。”
—
一九五六年四月，十七度线附近。
北越一个营，大约五百人，趁着夜色摸过边境，想偷袭华联军的一个前哨阵地。
他们不知道的是，周卫国已经在边境线上等他们三天了。
凌晨三点，战斗打响。
华联军一个连，一百五十人，在预伏地点突然开火。北越营措手不及，十分钟内伤亡过半。剩下的溃散而逃，华联军追出去五公里，又打死三十多人。
天亮之后，战场上留下了一百七十多具尸体。
周卫国站在战场边缘，看着士兵们打扫战场。
陈真走过来，压低声音：“司令员，俘虏抓了二十三个。怎么处理？”
周卫国沉默了一息。
“审。”他说，“审完了，放回去。让他们带个话——”
他看着远处北越的方向。
“告诉阮文雄，这次只是打招呼。下次再来，一个都别想回去。”
—
一九五六年五月，西贡。
法国人的行政权开始正式移交。
表面上，是移交给一个叫“南越临时行政委员会”的机构。但这个委员会的主任，是杜先生。副主任，一个是京族人阮文忠，一个是高棉人索帕。
西贡街头，开始出现华联人民党的宣传车。
“京族、华人、高棉、占族，都是一家人！”
“要和平，不要内战！”
“要发展，要吃饭，要活着！”
阮文忠站在一辆卡车上，拿着喇叭，对着街边的人群喊话。
“乡亲们！这次选举，和你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华联人民党的纲领，你们都看到了——不分族裔，不分贫富，每个人都有投票权！每个人都有被选上的权利！”
街边的人群里，有人举手问：“真的假的？华人的党，能让我们京族人选上？”
阮文忠跳下车，走到那个人面前。
“你看我，”他说，“我叫阮文忠，京族人。我是华联人民党的候选人。如果我选不上，那是我的问题。但如果因为我是京族人就不让我选——那是你们的问题。”
那个人愣了愣。
旁边有人喊：“说得好！”
人群里开始有人鼓掌。
—
一九五六年六月，西贡市政厅。
十人执政委员会的筹备会议，开了一整天。
陈嘉泽坐在主位上，旁边是杜先生，是周卫国，是李保国。对面坐着七个人——四个华人，三个其他族裔。
阮文忠坐在副总统候选人的位置上，有点紧张。
陈嘉泽看着他，笑了笑。
“文忠，”他说，“紧张什么？”
阮文忠苦笑：“会长，我今年才二十七。”
陈嘉泽说：“我二十七的时候，还在橡胶园里割胶。每天天亮之前就得起来，到天黑，手上一层老茧。那时候我最大的愿望，是有一天能坐着吃饭。”
他看着阮文忠。
“你现在坐在这儿，不是因为你二十七。是因为你愿意站出来。愿意替你的族人，也替所有越南人，点事。”
阮文忠沉默了一息。
“会长，”他说，“我懂。”
陈嘉泽点点头。
“那就好。”他说，“开会吧。”
—
会议开到下午五点，终于达成共识。
十人执政委员会的名单，定了下来：
总统：陈嘉泽（华人）
副总统：阮文忠（京族）
议长：索帕（高棉族）
国防部长：周卫国（华人）
经济部长：杜先生（华人）
外交部长：李保国（华人）
工业部长：阿卜杜勒（占族）
农业部长：陈文成（华人）
教育部长：阮氏梅（京族，女）
民族团结部长：衣文（高棉族）
七个华人，三个其他族裔。议会里，三十个席位中，其他族裔占十二个。
陈嘉泽看着那份名单，沉默了很久。
“老杜，”他说，“印出去吧。”
杜先生点点头。
—
一九五六年七月，西贡。
竞选活动进入高。
华联人民党的宣传队，走遍了西贡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村庄。京族人的渔村，高棉人的山地，占族人的种植园——到处都有人站在台上讲话，到处都有人在发传单。
阮文忠站在一个京族渔村的晒谷场上，对着几百个渔民喊话。
“乡亲们！你们知道以前的选举是什么样的吗？有人拿着枪站在投票站门口，让你们选谁，你们就得选谁。选错了，第二天就有人上门找麻烦！”
下面的人沉默着。
阮文忠继续说：“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没有人拿枪！这一次你们想选谁，就选谁！华联人民党的纲领，你们看到了——不分族裔，每个人都有投票权！每个人都有被选上的权利！”
一个老渔民举手问：“小伙子，你说的这些，俺们听不懂。俺就想知道——选你们，俺们能吃饱饭不？”
阮文忠看着他，沉默了一息。
“大爷，”他说，“我不敢保证您一定能吃饱。但我能保证——您的那一份，不会被别人抢走。”
老渔民愣了愣。
旁边有人开始鼓掌。
—
高棉人的山区里，索帕站在一个简陋的竹台上，对着几百个高棉族人讲话。
他用高棉语说，翻译站在旁边翻成越南话。
“乡亲们！多少年了，我们高棉人在这片土地上，什么时候有过自己的声音？法国人不管我们，越南人不理我们，我们就像不存在一样！”
下面的人开始躁动。
索帕继续说：“但现在不一样了！华联人民党给了我一个席位！议会里，有我们高棉人的位置！你们选我上去，我就能替你们说话！替你们争东西！”
一个老人站起来，颤颤巍巍地问：“索帕，你说的是真的？他们华人，真能让我们说话？”
索帕看着他，眼眶红了。
“大爷，”他说，“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但我知道，如果我不试，就永远没人能。”
老人沉默了一息，然后点了点头。
“好。”他说，“我选你。”
—
占族人的种植园里，阿卜杜勒骑着一匹马，从一个村子跑到另一个村子。
他没有讲台，没有喇叭，只是坐在马背上，对着路边的人喊话。
“占族的兄弟们！我是阿卜杜勒！你们认识我！我做橡胶生意，收过你们的橡胶，帮你们卖过价钱！现在我要去议会了！你们要什么，告诉我！我替你们带回来！”
路边的人开始围过来。
有人问：“阿卜杜勒，你一个占族人，去议会什么？那些华人，能听你的？”
阿卜杜勒笑了。
“听不听，是他们的本事。说不说，是我的本事。你们选我上去，我就有说的本事。不选我上去，我连说的机会都没有。”
那个人想了想，点了点头。
“有道理。”他说，“我选你。”
—
一九五六年八月，西贡市政厅广场。
投票。
天还没亮，广场上就排起了长队。
华人、京族、高棉、占族，老人、女人、年轻人，拄拐杖的、抱孩子的、扶着父母的——所有人都在排队，等着投那一票。
陈嘉泽站在投票站门口，看着那些人。
杜先生走过来，压低声音：“会长，差不多了。”
陈嘉泽点点头。
他走进去，拿起笔，在选票上画了一个圈。
走出来的时候，广场上的人开始欢呼。
“陈嘉泽！陈嘉泽！陈嘉泽！”
陈嘉泽站在台阶上，看着那些人。
他的眼眶湿了。
—
一九五六年九月，选举结果公布。
华联人民党得票百分之六十三，成为第一大党。
十人执政委员会正式宣誓就职。
就职典礼那天，陈嘉泽站在市政厅的阳台上，对着下面数万人讲话。
他说的话，和以前一样简单。
“从今天起，这个国家，是我们的。华人，京族，高棉，占族——都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我们不打内战，不搞清洗，不拿枪对着自己人。我们要做的事只有一件——活着，好好地活着。”
下面的人沉默了一息。
然后，掌声像暴风雨一样响起来。
陈嘉泽站在阳台上，看着那些人。
他的腰挺得很直。
—
一九五六年十月，西贡。
亨利又来了。
这一次，他的态度彻底变了。
“陈总统，”他说，“华盛顿祝贺您当选。”
陈嘉泽点点头：“谢谢。”
亨利说：“美国愿意与贵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条件是——”
他顿了顿。
金兰湾租给美国，九十九年。租金一年一付。美军可以在金兰湾建立军事基地。美国军事顾问团进驻西贡，帮助贵军实现现代化。”
陈嘉泽沉默了一息。
“亨利先生，”他说，“这些条件，我们可以谈。但有一条——”
他看着亨利。
“美军可以来，但不能指挥我们的军队。只能训练，不能下命令。”
亨利愣了愣。
“陈总统，”他说，“这是惯例……”
陈嘉泽摇摇头。
“亨利先生，”他说，“我们不是南韩，也不是菲律宾。我们是华联共和国。我们的军队，只听我们自己的。”
亨利看着他，很久没有说话。
最后，他点了点头。
“陈总统，”他说，“我会把您的条件带回去。”
陈嘉泽点点头。
“那就麻烦您了。”
—
亨利走后，李保国从屏风后走出来。
“总统，”他说，“美国人不会轻易答应。”
陈嘉泽点点头。
“我知道。”他说，“所以咱们要让他们觉得——不答应，更不划算。”
他看着窗外。
窗外，阳光正好。
远处传来练的喊声，一声一声，很有力。
那是活着的人，在为活着拼命。
那是他们亲手创造的一切，正在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