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2
5
然后，妈妈抱着我，转身，一步一步，艰难却无比坚定地，走进滂沱的大雨里。
我发着高烧，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清醒时，总能看见妈妈守在床边，用温水给我擦手擦脸，她的眼睛又红又肿，但眼神却很沉静。
糊涂时，我会哭着喊“爸爸走开”，会胡乱挥动手臂。
有一次，我短暂地清醒，看见爸爸站在病房门口。
妈妈走了出去，然后门外传来激烈的争吵声。
先是妈妈带着嘶哑的声音：“……你还来什么？看我们娘俩的笑话？”
爸爸的声音有些急，带着辩解：
“悦悦，你听我说！那天是误会！晓梅她……张老师她脚扭了，我就是顺路……”
“顺路？顺路撑一把新伞？顺路帮她整理头发？顺路让她亲你？！”
妈妈的声音陡然拔高，颤抖着，“陈建国，玲玲还躺在里面发着高烧！是因为谁？是因为谁推了她一把？！”
“我不是故意的！”爸爸的声音也提高了些，带着被戳破的恼羞成怒。
“我怎么知道她会突然冲过来？孩子不懂事胡闹，你也跟着胡闹吗？我……”
“胡闹？是，我们娘俩不懂事，我们胡闹，我们碍着你‘关心帮助’张老师了！”
妈妈的声音里充满了讽刺，“她扭了脚？需要你大雨天特意跑去学校？需要你买‘梦巴黎’？需要你写那些‘亲爱的’、‘老地方’？需要你省下五块钱的皮夹子钱，转头去买上海来的鹅黄钱包？！”
外面安静了一瞬，只有粗重的喘息声。
然后，爸爸的声音变得疲惫，甚至有些颓然：
“悦悦，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
“我跟晓梅，真的没什么太出格的……我就是……有时候觉得累，她懂我，能说说话……”
“累？跟我在一起让你累了？这个家让你累了？”
妈妈的声音忽然带上了一种尖锐的悲凉，“陈建国，拿我父亲公职不觉得累？当初答应我一辈子不觉得累？你现在累了？！钱呢？玲玲治病的钱你花了一分了吗？”
“钱……钱的事以后再说……”爸爸的声音含糊起来，带着回避。
“以后？没有以后了。”
妈妈的声音异常清晰，每个字都像冰珠子砸在地上，“你心里既然早有了别人，早就不在乎这个家，不在乎玲玲，我们也不挡你的路。等玲玲好了，咱们就把手续办了。”
“你！沈悦！你不要动不动就拿离婚说事！”
爸爸似乎被激怒了，“孩子还病着，你说这些……”
“孩子病着，你关心过一句吗？你问过医生她怎么样吗？”
“你站在这里，心里想着的，怕是别耽误了你晚上去‘学习文件’吧！”
又是一阵让人窒息的沉默。
脚步声响起，是爸爸离开了。
又过了片刻，病房门被轻轻推开。
妈妈走了进来，她走到床边，坐下，用手背轻轻贴了贴我的额头，又摸摸我的脸颊。
她的手很凉，动作却很轻柔。
“醒了？”她低声问。
是我的错，都怪我。
我真差劲。
我张张嘴巴想跟妈妈道歉。
妈妈似乎明白，她俯下身，用额头轻轻碰了碰我的额头，像小时候安慰做噩梦的我一样。
我刚发现妈妈的肩膀其实很单薄。
她说：“不怪玲玲，玲玲很乖，是妈妈的骄傲。”
她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风雨过后、尘埃落定的决绝：
“玲玲不怕，妈妈在。”
“以后……就只有妈妈了。”
6
出院那天，天是灰扑扑的。
妈妈一手提着装着脸盆、毛巾、饭盒的网兜，一手牵着我。
到医院大门口那棵老槐树下，就听见一阵急促的自行车铃声。
爸爸骑着自行车，猛地刹在我们面前。
“磨蹭什么？厂里还一堆事。不就是发热，哪个小孩没发过？”
他伸手想把我抱上横梁，“走吧，回家。”
妈妈的手却紧了紧，把我往她身边带了带，挡开了爸爸的手。
“陈建国，我们离婚吧。”
爸爸愣住了，像是没听清。
他眨了下眼，上下打量妈妈。
几秒钟后，他嘴角扯了一下，像听到什么有趣的事：
“离婚？沈悦，你疯了？就为这屁大点事？你离了我，喝西北风去？”
他从自行车上下来，把车支好，走近两步，压低声音，带着一种混杂着威胁和优越感的口气：
“你醒醒吧！一个户口本上‘家庭妇女’，粮本都得靠我领，你拿什么离？拿什么养玲玲？跟着我，以后上学、招工，都有照应。跟着你？你拿什么养活她？”
他蹲下来，想牵我：“玲玲，爸给你买了新头绳，粉色的，你不是一直想要吗？”
我猛地向后一缩，整个躲到妈妈身后。
爸爸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站起身。
他的脸沉下来，指着妈妈：
“沈悦，你别给脸不要脸！一个没工作的家庭妇女，还想带孩子？我只要跟厂里工会、跟街道办的人说，说你这些年疑神疑鬼的，本照顾不好孩子！你看孩子判给谁！到时候，玲玲跟我，这家里一筷子都没你的份！”
他说完，口起伏着，狠狠瞪了我们一眼，踢开车撑，骑上自行车，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抬头看妈妈。
她没有哭，脸上甚至没有表情。
风吹乱了她的短发，她抬手理了理，然后低下头看我。
她蹲下来，用手掌摸了摸我的脸，指尖有点凉，却很稳。
“玲玲，”她说，“我们回家。”
她的手重新牵住我，提起了网兜和旧提包。
我们转身，朝着和爸爸离开相反的方向走去。
一步一步，走得很慢，却再也没有回头。
7
妈妈带我去了舅舅家。
第二天吃早饭时，我看着碗里的小米粥，忽然小声说：“妈，爸爸……他今天会来吗？”
我想，也许昨天他是生气了，气消了就会来找我们，像以前吵架后那样。
妈妈正在帮我剥蛋的手顿住了。
她抬起眼，看着我，我看不懂她的眼神。
“玲玲，”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我有些害怕，“以后，没有爸爸了。”
我愣住了。
妈妈伸出手，用指尖轻轻擦掉我嘴角的粥渍：“以后，就妈妈和玲玲在一起。妈妈会照顾好玲玲的。”
从那以后，妈妈变得很忙，非常忙。
她好像忽然之间认识了好多人。
白天，她经常出去，有时是去街道办，有时是去妇联，有时是去一个叫“就业指导站”的地方。
回到家，妈妈总是匆匆吃完饭，然后把饭桌擦净，铺开一些书本，写一些我不认识的字。
有一次，很晚了我迷迷糊糊走过去，抱住她的胳膊。
“妈，你怎么还不睡？”
她转过身，把我抱到腿上，用下巴蹭蹭我的头顶。“妈妈在学习。玲玲快睡，明天还要上学。”
“学这个什么呀？” 我揉着眼睛问。
妈妈温柔的说：“学会了，妈妈就有工作了，可以让玲玲住大房子，穿漂亮衣服了。”
我似懂非懂。
妈妈每天还是很忙，我也很久没有看到过爸爸了，出院之后我转学了，也没见过张老师了。
直到今天。
8
新学期开学，妈妈带我到百货大楼买文具。
妈妈正拿着两个铅笔盒让我选。
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笑声从背后传来。
是爸爸。
他旁边站着张老师，她手里拿着一盒崭新的彩色水笔，正仰头笑着对爸爸说什么。
他也看见了我们。
笑容瞬间从他脸上褪去。
“哟，真巧。”爸爸牵着张老师走过来，目光扫过妈妈手里拿着的铅笔盒，又瞥了一眼柜台，嘴角扯了扯，“带孩子买文具？就买这个？”
妈妈没接话，只是平静地对售货员说：“同志，就要这个。”
张老师有些不自在地往爸爸身后缩了缩，小声说：“陈哥，我们走吧……”
爸爸却没动，他看着妈妈，：“沈悦，听说你在街道编织社帮忙？那能挣几个钱？够你们娘俩吃饭吗？别硬撑了。”
妈妈把铅笔盒放进布包里，没看爸爸：“够用，不劳你费心。”
“我费心？我是怕孩子跟着你受罪！”爸爸声音大了起来。
“你说你，好好的家不要，非要闹。现在知道子难过了吧？一个女人，没个正式工作，在街上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像什么样子。”
他这话像是说给妈妈听，又像是说给周围的人听。
妈妈牵起我的手，手指很稳：“子怎么过，是我的事。玲玲，我们走。”
“你等等！”爸爸上前半步，压低声音，却带着狠劲，“沈悦，我告诉你，你别以为离了就清净了。街道那边我可都打过招呼了，谁不知道你沈悦为点捕风捉影的事闹离婚，心眼小，精神头不对？你想找正经工作，我看哪个单位敢要你！”
我终于听明白了。原来妈妈晚上熬夜学的那些，白天四处奔波的辛苦，背后还有爸爸在使绊子。
他不仅离开了我们，还想把妈妈的路堵死。
妈妈的身体似乎极轻微地晃了一下，但她的手却把我的手握得更紧。
她转过身。
“陈建国，”她声音不大，一字一句，“你的本事，也就剩下在背后嚼老婆舌头，堵女人的路了。这让我更觉得，离开你，是我这辈子最对的决定。”
她不再看他，低头对我柔声说：“玲玲，我们走了。”
她牵着我的手，穿过有些拥挤的柜台，走向楼梯口。
脊背挺得笔直。
9
从百货大楼回来，妈妈翻箱倒柜了一整夜。
第二天，她从姥爷留下的旧皮箱底层，抽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
她小心翼翼解开，里面是几份纸张发黄、印着红色抬头的文件。
最上面一份，标题是《职工岗位顶替审批表》。批准期是1979年。申请人姓名：陈建国。被顶替人姓名：沈志远。关系栏里写着：翁婿。
妈妈把那份文件紧紧贴在前，闭上了眼睛。
过了几天，家里来了一位戴眼镜、拎着黑色公文包的叔叔。
妈妈叫他“周律师”。
他们在客厅里谈话。
周律师走的时候，对妈妈说：“沈同志，材料很充分。这个官司，有得打。”
消息不知怎么传到了爸爸耳朵里。
一个傍晚，他直接找到了舅舅家楼下，没上来，托邻居喊妈妈下去。我扒在窗户边看。
爸爸不再像百货大楼时那样盛气凌人，脸上堆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讨好的笑。他递给妈妈一个网兜，里面是水果和罐头，妈妈没接。
“……悦悦，何必闹到法庭上呢？让人看笑话。”
爸爸搓着手，“那些陈年旧事……当时不也是你同意的嘛。这样，抚养费我可以多给，房子……房子也可以商量。咱们私下和解，行不？”
妈妈静静听着，等他说完，才开口：“条件呢？”
爸爸顿了一下，眼神飘忽：“就是……玲玲的抚养权得归我。你放心，我肯定让她过好子，上最好的学校。你一个女人，带个孩子，以后也不好再找……”
我明白了，他是想用我要挟妈妈，放弃追究顶替工作的事。
那工作，当年是姥爷留给妈妈的，因为妈妈要生我，才“暂时”让爸爸顶了。这一“顶”，就是十几年。
妈妈笑了，“陈建国，你到现在，还是算得这么精。”她看了一眼他手里的网兜，“东西拿回去。玲玲的抚养权，你想都别想。咱们法庭上见。”
爸爸的脸色终于挂不住了。“沈悦！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打官司？你以为你能赢？拖也拖死你！”
“那就拖吧。”妈妈转身走上楼梯，脊背挺直，“我有的是时间，跟你耗到底。”
从那以后，家里的气氛又变得奇怪。
妈妈更忙了，经常和周律师一起出门，回来就埋头整理材料，写东西。
爸爸又来找妈妈谈过两次，软硬兼施。
妈妈始终只有一句话：“法庭上说。”
开庭那天，秋雨绵绵。
妈妈牵着我的手，走进法庭。
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外套。
对面，爸爸和张老师坐在一起。
周律师把那份发黄的《职工岗位顶替审批表》放在桌上。“1979年，被告以‘暂时顶替’为名，取得了本属于原告的工作岗位。这一骗，就是十三年。”
爸爸的律师立刻站起来：“手续合法！早过时效了！”
“欺诈没有时效。”妈妈忽然开口。
她站起来：“我父亲临终前，以为岗位能留给女儿。陈建国，你当年跪在病床前怎么说的？‘暂时帮悦悦顶着’，这话，你还记得吗？”
爸爸的脸白了。
接着是离婚部分。
粉色信纸、鹅黄色皮夹子的照片、我在雨里摔倒的病历、爸爸在百货大楼说的那些话……
张老师一直低着头，手指绞得发白。
法官问我：“孩子，你愿意跟谁？”
我看着爸爸，他眼神里有急切，有恼怒。
我转向妈妈，她静静看着我，眼眶微红，朝我轻轻点头。
“跟妈妈。”我说。
爸爸猛地攥紧拳头，指节发白。
休庭时间很短。
再开庭时，法官戴上眼镜，一字一句念：
“一、顶替关系无效，岗位返还原告。”
“二、住房归原告所有，被告三十内搬离。”
“三、孩子由原告抚养，被告按月支付费用。”
“四、被告支付原告赔偿金八百元。”
“我不服！”爸爸霍地站起，眼睛血红，指着妈妈。
“沈悦！你断我活路！这工作是我了十几年的！房子是我挣的！你凭什么？！”
法官重重敲槌：“被告注意态度！上诉是你的权利，现在，闭庭！”
爸爸还要冲过来，被法警拦住。
他吼着，骂着，声音却渐渐被隔在厚重的木门里。
妈妈没回头。
她拉起我的手，那只手很稳很温暖。
走出法院时，雨还没停。
她撑开那把旧黑伞，大半倾到我这边。
“冷吗？”她问。
我摇摇头，握紧她的手。
秋雨潇潇，洗净了来时路上的泥泞。
我们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向那间不再有木头书桌、不再有粉色信纸、但钥匙终于完全属于我们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