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三，小年，我回到了柳镇。
车到站时天已黑透。下了车，冷风扑面而来，灌进领口，激得人一哆嗦。站口那盏路灯还是老样子，昏黄昏黄的，照出一小片光晕。飞蛾在灯下绕着圈，不知疲倦。
母亲就站在那盏灯下。
她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外套，头发比三个月前白了些，被风吹得有些乱。她没戴帽子，也没围围巾，就那么站着，两只手在口袋里，看着车来的方向。
看见我，她没说话，只是走过来，接过我手里的行李。
“妈。”
“嗯。”
“我回来了。”
“嗯。”
她转身往家走。我跟在后面，看着她走路的步子。比三个月前慢了，但脊背还是直的，和当年一样。
街上没什么人。过年了，该回来的都回来了，该关门的都关了门。只有几家窗户里透出灯光，偶尔传来说笑声。
走到书店门口，她停下来，回头看我。
“到了。”
我抬头看——秋云书屋。那块匾还在，四个字，漆又掉了一些，但还在。门框两边贴着她自己写的春联，红纸黑字，字还是歪歪扭扭的，但我认得：
上联：书里有路
下联：勤可为舟
横批：乔家书店
我看着那副春联，愣了一下。
她什么时候学会写春联的？
推门进去，一股暖意扑面而来。炉子烧得正旺，水壶坐在上面，咕嘟咕嘟地响。空气里有书页的味道，茶的味道，还有一点点煤炉的味道——和我离开时一模一样。
三排书架，靠墙文学，中间教辅，门口杂志连环画。一切如故。
我放下行李，坐在那把老椅子上。椅子咯吱响了一声，和记忆里一模一样。
母亲从里屋端出一只碗。碗里是酱菜，黑的，红的，绿的，挤挤挨挨。
“饿了吧？吃。”
我拿起筷子，吃了一口。那味道，一下子把我拉回从前。拉回每一个冬天，每一个放学的傍晚，每一个坐在书店里写作业的时辰。
我吃着，眼泪掉下来。
母亲坐在对面，不说话，就那么看着我吃。
窗外的风呼呼地响，但屋里很暖。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睡不着。
床还是那张床，窄窄的，木板硬邦邦的。被子还是那床被子，棉花胎，压得厚厚实实。连枕头的味道都没变，有一股淡淡的太阳味儿——她肯定在晴天晒过。
我翻了个身，听见隔壁传来轻轻的鼾声。母亲睡着了。
可我睡不着。
三个月。省城的生活像一场梦，远得有些不真实。图书馆、写作课、周晓棠、韩愈之、林觉非的那封信——这些都像是另一个人的事。
躺在这张床上，我又变成了那个柳镇的乔锦烨。那个每天帮母亲理书的乔锦烨，那个放学后在河边发呆的乔锦烨，那个十四岁时捡到一只鞋的乔锦烨。
我伸出手，在黑暗中看着自己的手。看不见，但我知道那道疤在哪里。
左手手心，从手腕延伸到食指部。八岁那年，那个男人喝醉了，砸碎一只玻璃瓶，母亲扑过来挡住我，玻璃划开了她的手。我冲上去，也被划了一下。
那是我第一次流血。
也是我第一次知道，母亲会扑过来挡在我前面。
我把手缩回被子里，闭上眼睛。
有些事，你一辈子都忘不掉。不是因为你记性好，是因为那些事长在你肉里了。
第二天醒来，阳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在墙上画出一道白的。
我躺着，看着那道白，听见隔壁传来走动的声音，锅碗碰撞的声音，水壶咕嘟咕嘟的声音。这些声音，我听了十八年。但从没像今天这样，觉得这么好听。
起床，推开门，冷气扑面而来。母亲正在灶台边忙活，回头看了我一眼。
“起来了？”
“嗯。”
“洗脸去，马上吃饭。”
我舀水洗脸。水很凉，冰得人一激灵。但洗完，整个人就清醒了。
回到堂屋，桌上已经摆好了饭。稀饭，馒头，酱菜，还有一碟炒鸡蛋——比平时多了一碟炒鸡蛋。
我坐下来，拿起筷子。
“妈，你几点起的？”
“五点。”
“这么早？”
“习惯了。”她说，“书店要开门。”
我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她每天五点起床，七点开门，晚上九点关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歇大年初一这一天。
我吃着饭，忽然想起一件事。
“妈，那副春联是你写的？”
“嗯。”
“什么时候学的？”
她没说话，低头喝粥。
“妈？”
“练字的时候顺便练的。”她说，“周婶教我的。”
我愣了一下。她练字是为了给我写信。顺便练了春联。
“写得挺好的。”我说。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光，一闪就过去了，但我看见了。
吃过饭，我说：“妈，今天我帮你理书。”
“不用，你歇着。”
“不累。”
她没再说话，算是默许了。
书店好久没认真整理过了。有些书放错了位置，有些书上落了灰，有些书被翻得卷了边。我一排一排地看，把放错的抽出来，放回该放的地方。用抹布擦掉灰，把卷边的书角压平。
母亲坐在柜台后面，看着我做这些事，不说话。
书架最下面一层，堆着一些旧书。我蹲下来翻，发现都是我小时候的课本。小学一年级到高三，一册不少，整整齐齐地摞着。
我抽出一本，翻开来。扉页上写着三个字：乔锦烨。一笔一划，很认真，是小学生的字。
那是我的字。
我翻到下一页，看见一行小字，是后来加上去的：
“锦烨，六岁。”
是母亲的字。
再翻一本，扉页上也有这样一行字：“锦烨，七岁。”
每一本都有。她把我每一本课本都收着，每一本上都写了字，记下这是哪一年的我。
我蹲在那里，手里拿着那本书，一动不动。
“妈。”
“嗯？”
“这些书你还留着？”
“留着。”她说，“都是你的。”
我站起来，走到柜台前，看着她。
“妈，你收这些嘛？”
她没说话，低头继续算账。
过了很久，她抬起头，说了一句话：
“我怕有一天，我不记得你小时候什么样。”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那天下午，阳光很好。
我搬了把椅子，坐在书店门口晒太阳。梧桐树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无数只手。地上落了一层枯叶，踩上去沙沙响。
街上偶尔有人走过，认识的会打个招呼：
“锦烨回来啦？”
“嗯，回来了。”
“大学生了，好啊。”
“谢谢婶子。”
都是老街坊，看着我长大的。他们的问候简单，但我听得出来，是真的为我高兴。
太阳晒得人暖洋洋的。我把眼睛眯起来，看阳光从枝丫间漏下来，一块一块的，落在身上，落在门前的台阶上，落在门框上那副春联上。
书里有路，勤可为舟。
我看着她写的那些字，忽然想起一件事。
她学写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那年我离家之后。她说她要给我写信。可我知道，不只是为了写信。
她是想让我知道，她也在努力。她也在往前走。她不只是一个在书店里守着旧书的女人，她也是一个人，一个也想学点什么、做点什么的一个人。
我想起她在深圳的那三年。想起她说的流水线，一天十二个小时，盯着同一个地方。想起她说的眼睛，就是那时候坏的。
那三年，她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从那以后，她就再也没停下来过。回柳镇开书店，一个人把我养大，供我读书，供我到省城。现在，她又开始学写字。
她这辈子，好像一直在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身份到另一个身份。走得很慢，但从来没停过。
我忽然想起一句话，是在哪本书里读到的：
“有些人一辈子都在走，不是为了去哪里，是为了不让身后的那个人追上来。”
身后的那个人，是我。
傍晚，书店快关门的时候，来了一个人。
是个老太太，七十多岁，头发全白了，弯着腰，拄着拐杖。她走进来，在书架前站了很久，东看看，西看看，好像不知道该买什么。
母亲走过去：“周，您要买什么书？”
老太太抬起头，眯着眼睛看了母亲一会儿：“你是秋云吧？”
“是我。”
“你闺女回来了？”
“回来了。”
老太太点点头，又看向我：“这就是那大学生？”
我站起来：“周好。”
“好，好。”她走过来，拉住我的手，“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记得不？”
我不记得了。但我点点头：“记得。”
“你妈这些年不容易啊。”她说，“一个人把你拉扯大，供你读书，不容易。”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老太太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一层一层打开，里面是几块钱。
“我要买本字典。”她说，“给孙女买，她上小学了，要查字。”
母亲去给她拿字典。我站在那里，看着那个老太太。
她的手上全是皱纹，手背上青筋暴起，指关节粗大变形。那是了一辈子活的手。
她接过字典，又看了我一眼。
“好好读书。”她说，“以后有出息了，别忘了你妈。”
“嗯。”
她转身走了，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很慢。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暮色里。
母亲走过来，站在我旁边。
“妈。”
“嗯？”
“我以后，不会忘了你。”
她没说话。但我看见，她的嘴角动了一下。
晚上，母亲在灯下练字。
我坐在旁边，看着她的笔在纸上移动。一笔一划，写得很慢，很用力。每一个字都像在刻什么。
她在写的是我的名字。乔锦烨。三个字，一遍一遍地写。
“妈，你写这么多嘛？”
她不说话，继续写。
我凑过去看。纸上已经写满了，一行一行的，全是“乔锦烨”。
“妈。”
“嗯？”
“你不用写这么多，我记得我叫什么。”
她抬起头，看着我。
“我知道你记得。”她说，“但我怕我忘了。”
我愣了一下。
“你以后会走很远。”她说，“走远了，我就看不见了。看不见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看看，看看你的名字，想想你小时候的样子。”
我的眼眶热了。
“妈，我不会走远的。”
她摇摇头。
“你会走的。”她说，“应该走。”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又低下头，继续写。一笔一划，写得很慢，很用力。
我看着她的手。那双手，洗过多少衣服，做过多少饭，理过多少书，写过多少遍我的名字。那双手上有一道疤，很长，从手腕延伸到食指部。
那道疤，是为了挡在我前面留下的。
我伸出手，握住那只手。
她停住了，抬起头看我。
“妈。”
“嗯？”
“你写的每一个字，我都认得。”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光。
“我也认得你。”她说。
大年三十那天，下雪了。
雪不大，细细的，飘飘扬扬，落在地上就化了。但下了一整天，到晚上的时候，屋顶上、树梢上、路面上，都铺了薄薄一层白。
母亲做了一桌子菜。有鱼，有肉，有鸡汤，还有一碟她拿手的酱菜。桌上摆得满满当当，只有我们两个人。
“妈，太多了，吃不完。”
“吃不完明天吃。”
她给我夹菜，一块一块地往我碗里堆。我说够了，她还是夹。
“妈，你也吃。”
“我吃，我吃。”
窗外的雪还在下。屋里炉火烧得旺旺的，暖意融融。墙上贴着年画，是母亲前几天赶集买的，一对胖娃娃抱着大鲤鱼。
我吃着饭，忽然想起小时候。
那时候，过年比现在热闹。那个男人还在的时候，会放鞭炮，会带我去看灯。后来他走了，就剩我和母亲两个人。但她还是每年做一桌子菜，每年买年画，每年给我压岁钱。
压岁钱不多，五块、十块，但每一张都是新的，她去银行换的。
“妈，今年还给我压岁钱吗？”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给。”她说，“你多大都是孩子。”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递给我。
我接过来，捏了捏。薄薄的，没几张。
拆开一看，是五张十块的。五十块钱。
五十块钱，不多。但我知道，这是她理多少本书、站多少天门才能攒下来的。
“妈，我以后给你压岁钱。”
她笑了。
“好。”她说，“我等着。”
守岁的时候，我和母亲坐在炉子旁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
炉火烧得红红的，把她的脸映得暖洋洋的。她坐在那把老椅子上，手里捧着一杯茶，眼睛看着炉火，不知道在想什么。
“妈，你小时候过年什么样？”
她想了想，说：“穷。”
“多穷？”
“过年能吃上白面馒头，就高兴得不行。”她说，“有一年，你姥爷买了二两肉，剁碎了包饺子，你姥姥不舍得吃，都给我和你舅吃了。”
“后来呢？”
“后来你姥爷走了，你姥姥也走了，就剩我一个人。”她说，“再后来，就生了你。”
我看着她的侧脸。炉火的光在她脸上跳动，把皱纹照得深深浅浅。
“妈，你后悔过吗？”
“后悔什么？”
“生我。”
她转过头，看着我。
“不后悔。”她说，“后悔什么？你是我的命。”
我的眼眶热了。
“妈，我以后会让你过上好子的。”
她摇摇头。
“我不指望那个。”她说，“你好好的就行。”
炉火噼啪响了一声。窗外雪还在下，静静的，听不见声音。
“妈。”
“嗯？”
“我给你读篇文章吧。”
“什么文章？”
“我写的。”我说，“发表在校刊上的。”
她点点头。
我去里屋，从包里翻出那本校刊，翻到那一页，坐回炉子旁边。
“念。”
我开始念。念的是那篇《我的母亲，三次》。
念到第一次，她年轻时的录取通知书被撕掉。她没说话。
念到第二次，她去深圳打工，三年后回乡开书店。她还是没说话。
念到第三次，她开始学写字，给我写信。她低下头，看着炉火。
念到最后一句：“母亲一生，三次转身。每一次转身，都为了让我不必转身。”
念完了，我合上书，看着她。
她低着头，很久很久没说话。
炉火还在烧，噼啪噼啪地响。
过了很久，她抬起头，眼睛红红的。
“写得好。”她说。
“妈……”
“真的。”她说，“写得好。”
她伸出手，摸了摸我的头。那只手很粗糙，很暖。
“锦烨。”
“嗯？”
“妈以你为荣。”
那是我第一次听她说这句话。
也是第一次知道，这句话能让人哭出来。
大年初一，书店没开门。
我和母亲去河边走了一圈。雪停了，天放晴，太阳淡淡的，没什么温度。河面上结了一层薄冰，冰下能看见水在流。
“妈，这河结冰了。”
“每年都结。”她说，“今年不算厚。”
我蹲下来，想伸手去摸。她一把拉住我。
“别摸，凉。”
“没事。”
“凉。”她说，“回家摸热水去。”
我站起来，看着她笑。
“妈，你管得真多。”
她没说话，也笑了。
我们在河边站了一会儿。风吹过来，冷冷的，但太阳晒着的地方，还是有点暖。
我看着那条河，想起小时候在这里玩的那些子。夏天摸鱼，冬天滑冰，春天看水涨，秋天看落叶。那时候不知道这条河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它从我们柳镇流过。
后来去了省城，见过更大的河，见过江，见过海。但梦里出现的，还是这条河。
“妈。”
“嗯？”
“这条河有名字吗？”
她想了想，说：“没有。”
“就叫河？”
“就叫河。”她说，“柳镇的人，都叫它河。”
我看着那条河，忽然觉得，没有名字也挺好。
有名字的河，是别人的。没名字的河，才是我们的。
初五那天，我去了一个地方。
是村东头那块空地。原来那里有一排老房子，后来拆了，什么都没留下。但有一棵树还在，是棵老槐树，比我的年纪大得多。
我站在那棵树下，看着那块空地。
这里以前是周的家。周，就是那天来买字典的老太太。她家的房子拆了，她搬到镇上去了，和儿子一起住。但每次回来，她都会来这棵树下坐一坐。
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我嫁过来那年，就在这棵树下拜的天地。”
六十年了。
树还在。房子没了。人老了。
我站在树下，想起很多事。想起那些老邻居，一个接一个地搬走。想起那些老房子，一间接一间地拆掉。想起小时候在这条街上跑来跑去的子，那时候觉得这条街好长，怎么跑都跑不到头。
现在回来一看，街变短了，变窄了，变小了。
不是街变了，是我变了。
我在这棵树下站了很久。风吹过来，槐树的枝丫光秃秃的，但我知道，春天一到，它还会发芽。
就像这条街，这些人，这个镇子。
变了，又没变。
回省城的前一天晚上，母亲把那个小铁盒拿出来给我。
“带上。”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那些信。她写给我的，三封。还有林觉非的那封。
“这个你留着。”我说，“是你的。”
“是你的。”她说，“你写给我的，我留着。别人写给你的，你带走。”
我看着那个小铁盒，想起当初她把它给我的时候，说：“装你的宝贝。”
现在，这里面装的，确实是宝贝了。
“妈，这个盒子是你给我的。”
“再给你一次。”她说，“装上新的宝贝。”
我看着她，想说点什么，又说不出来。
她把盒子塞到我手里。
“走吧。”她说，“早点睡，明天赶车。”
她转身进了里屋。
我站在那里，手里捧着那个小铁盒，很久很久没动。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我就醒了。
起床，收拾东西，把那件毛衣叠好，放进包里。把那本校刊也放进去。把那个小铁盒，仔细地放好。
母亲已经起来了，在灶台边忙活。
“吃了再走。”
“嗯。”
吃过饭，天刚蒙蒙亮。她帮我拎着行李，一起往车站走。
街上没人，静静的。梧桐树光秃秃的，枝丫伸向灰白的天空。我们俩的脚步声，“嗒嗒”的，很响。
走到车站，车还没来。
她把行李放下，看着我。
“钱够吗？”
“够。”
“冷了多穿衣服。”
“嗯。”
“饭要吃饱。”
“嗯。”
“别省。”
“知道了。”
车来了。还是那辆破旧的中巴，喷着一股黑烟。
我拿起行李，往车上走。走到车门，我回头看她。
她站在那棵梧桐树下，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外套，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太阳刚刚升起来，从她身后照过来，把她的轮廓镀上一层金边。
和三个月前一模一样。
和五年前一模一样。
和无数个送别的清晨一模一样。
“妈，我走了。”
她点点头。
我上了车，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车发动了，慢慢开动。
我透过车窗往外看。她还站在那里，一动没动。
车越开越远，她的身影越来越小。但这一次，我没有哭。
因为我知道，不管我走多远，她都会站在那里。站在那棵梧桐树下，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外套，看着我走远，等着我回来。
那就是我的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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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