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最近非常火的历史古代小说司马迁大传讲述了司马迁司马谈之间一系列的故事，大神作者老貘666对内容描写跌宕起伏，故事情节为这部作品增色不少，《司马迁大传》以118274字最新章节第8章的连载状态呈现给大家，希望大家也喜欢这本书。
最新章节（第8章）
时间与地点：前126-前123年，江淮至会稽主要事件：探禹穴、观九嶷、浮沅湘；收集楚汉遗闻慧眼与拷问：“传说在百姓口中，比竹简更鲜活吗？”千年回响：田野调查方法的开创；文学地理学的先声1. 分歧：竹简与泥土之间天禄阁的清晨，被一声脆响劈开。那是竹简摔在地上的声音——不是失手滑落，是用力砸下。二十岁的司马迁站在石案前，胸膛起伏，脚下是散开的《尚书·禹贡》竹简，绳子断了，简片如骨牌般四散。他盯着对面的父亲，眼睛里有一种司马谈从未见过的火焰。“我不信！”司马迁的声音在空旷的阁中炸开，惊起梁间几只灰鸽，“‘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就这么十五个字？一条长江，从昆仑到东海，三千里，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就这十五个字？！”司马谈沉默地坐着。晨光从天井斜射而下，在他花白的头发上镀了一层金边。他慢慢俯身，一片一片捡起竹简，动作轻柔得像在拼合破碎的瓷器。“那你要多少字？”他终于开口，声音平静。“我要知道他是怎么治的！”司马迁跨过散落的竹简，走到墙边那幅巨大的《禹迹图》前。这是司马谈用三十年绘制的九州山水图，绢帛已泛黄，但朱笔标注的山川脉络依然清晰。他的手指划过那条代表长江的蓝色曲线：“用什么工具？遇到什么困难？死了多少人？百姓怎么说？巫师怎么祭？这些，竹简上一个字都没有！”“因为不需要。”司马谈将最后一枚竹简放回石案，“史官记录的是‘道’，不是‘术’；是‘经’，不是‘传’。禹王治水，功在千秋，这就够了。至于怎么治的，那是工匠的事，不是史官的事。”“可如果连怎么治的都不知道，我们怎么知道那是真的？”司马迁转身，眼睛通红，“父亲，我在石渠阁整理了三年档案。秦始皇的诏书，高祖的军令，文景的奏疏——每一卷都工工整整，每一句话都合乎礼法。可越整理我越害怕：这些竹简太干净了，干净得像刚从作坊里刨出来的新简，没有汗味，没有血迹，没有泥土。”他走到窗前，推开厚重的木窗。元朔三年（前126年）春日的长安扑面而来——晨雾中的街巷，升起的炊烟，运粮车的吱呀声，市场上早起的吆喝。空气里有牛粪、尘土、油炸面食混合的气味，鲜活，杂乱，真实。“您听，”司马迁说，“这才是人间的声音。可天禄阁里没有，石渠阁里没有，未央宫的前殿更没有。我们记录历史，却把历史最鲜活的部分剔除了，像厨子剔鱼骨，最后端上一盘漂亮的、但没有生命的鱼肉。”司马谈站起来。五十三岁的太史令背已微驼，但眼睛在晨光中依然锐利如刀。他走到儿子身边，并肩看着窗外的长安。“你知道董仲舒现在在做什么吗？”他突然问。司马迁一愣。“他在重定《春秋》经义。”司马谈的声音很轻，像在说一个秘密，“不是解释，是‘定’。哪些该留，哪些该删，哪些该改，都要符合‘大一统’之旨。陛下准了。用不了多久，诸子百家的书，都会经历这么一遍。干净，整齐，合乎圣道。”他转头看着儿子：“到那时候，你想要的‘汗味’‘血迹’‘泥土’，就真的没有了。不是不存在，是不被允许存在。”一阵风吹进天禄阁，卷起地上的尘埃。那些从竹简上剥落的碎屑在光柱中飞舞，像一场微型的大雪。“所以你要我怎么做？”司马迁的声音低下来。司马谈走回石案，从暗格中取出一卷帛书。不是竹简，是更轻软的缣帛，边缘已磨损。他缓缓展开——是一幅地图，但不是官方的《舆地图》，是手绘的《行旅图》。上面用朱笔密密麻麻标注着：“淮阳：韩信胯下处，有老妪能言。”“彭城：项羽戏马台，土人夜闻楚歌。”“垓下：古战场，竹林下多骨炭。”“会稽：禹穴所在，传有藏书……”司马迁的呼吸屏住了。他认得这些字迹——是父亲的，但比现在年轻，更飞扬，甚至有些标注旁还画着小图：一座山，一条河，一个人形。“这是我三十年前画的。”司马谈的手指抚过帛面，像抚过自己的青春，“那时候我也二十岁，和你一样，觉得竹简里的世界太假。于是我向先帝（景帝）请命，游历三年，从关中到齐鲁，从燕赵到楚越。我想看看，那些竹简上写过的地方，到底长什么样。”他的手指停在“会稽”两个字上：“我到了禹穴。那是一个山洞，很深，很黑，当地人不敢进，说有蛟龙守护。我举着火把进去，走了两个时辰，到底了。你猜我看见了什么？”“什么？”“什么都没有。”司马谈笑了，笑容里有种复杂的意味，“没有竹简，没有天书，没有禹王的遗物。只有石壁，水声，和我的回声。我在那里坐了一夜，想明白了：禹穴里没有宝藏，但通往禹穴的路上有——那些指路的老人，讲传说的渔夫，祭江神的巫祝，他们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块历史的碎片。”他将帛图推向儿子：“现在，轮到你了。”司马迁接过帛图。很轻，但又很重。他看见地图边缘还有小字批注：“此处鱼羹鲜美”“此处多瘴，春勿往”“此处渡口船公善说吴越旧事”……这不仅仅是一张地图，是一份用三十年生命积累的、关于如何寻找“活着的历史”的遗嘱。“但我是郎中……”司马迁说，“陛下刚准我以‘任子’入仕，秩三百石，明日就要上任……”“那就辞了。”司马谈说得干脆。“什么？”“郎中是什么？陛下的仪仗，宫廷的装饰，仕途的起点。”司马谈的眼神变得锋利，“但你不是要仕途，你是要历史。真正的历史不在未央宫的金砖上，在民间的泥土里；不在百官的奏疏里，在百姓的歌谣里。你现在不去，等当了几年郎中，学会了官场的语言，习惯了宫廷的节奏，就再也去不了了——你的眼睛会瞎，耳朵会聋，心会蒙上长安的灰尘。”窗外传来钟声，是卯时的朝钟。长安醒了，官员们正赶往未央宫，开始新一天的政治生活。而天禄阁里，这对父子站在历史与现实的分界线上。“陛下不会准的。”司马迁说。“我会去说。”司马谈从怀中取出一卷竹简，是早就写好的奏疏，“我说你要去南方收集古地理、古风俗，为修订《舆地图》、完善《封禅书》做准备。陛下正筹划封禅泰山，需要这些。他会准的。”司马迁看着父亲。晨光中，父亲脸上的皱纹如沟壑纵横，但那双眼睛依然明亮，依然燃烧着三十年前那个举着火把走进禹穴的年轻人的火焰。他突然明白了：这不是冲动，是谋划已久；不是放纵，是传承。“为什么是现在？”他问。“因为时间不多了。”司马谈望向窗外，目光越过长安的城墙，望向南方看不见的群山，“董仲舒的学说正在变成铁律。用不了十年，所有不符合‘大道’的记忆都会被清理，所有不合‘圣意’的传说都会被遗忘。你要赶在这之前，去把那些还活着的声音记下来。用你的耳朵听，用你的眼睛看，用你的手挖，用你的心记。”他顿了顿，一字一句：“然后回来，写一部不一样的历史。不是从竹简到竹简的誊抄，是从泥土到竹简的复活。”司马迁握紧了帛图。粗糙的绢面摩擦着掌心，那里，暗红色的竹简形胎记在晨光中微微发烫，像在呼应，像在苏醒。“要去多久？”他问。“走到走不动为止。”司马谈说，“三年，五年，或者更久。直到你觉得，你听够了，看够了，能把长江的水声、楚地的歌声、战场的风声，都变成文字为止。”“那您呢？”“我在这里等你。”司马谈走回石案，坐下，摊开一卷新的竹简，“继续整理档案，继续校订星历，继续在董仲舒的阴影下，保存那些还能保存的东西。这是我的战场，你的战场在南方。”他提起笔，蘸墨，在竹简上写下第一个字。动作沉稳，仿佛刚才那场激烈的争吵从未发生。司马迁站在光影交界处。一边是父亲和天禄阁——秩序的、文字的、已知的世界。一边是窗外的长安和更远的南方——混乱的、声音的、未知的世界。帛图在他手中，像一只想要飞走的鸟。钟声又响了，这次是辰时。该做决定了。他深吸一口气，将帛图仔细卷好，塞入怀中。然后走到书架前，开始收拾行囊：几卷空白的竹简，笔墨，小刀，一块墨锭，一个铜水壶，一包盐，一些干粮。最后，他从墙角的木箱里取出一柄剑——不是装饰用的玉具剑，是实战的“环首刀”，父亲年轻时用过的，刀柄上刻着两个字：“直笔”。“我明天出发。”他说，没有回头。“嗯。”司马谈也没有抬头，笔在竹简上沙沙作响，“出清明门，向东，过函谷关。第一站，阳翟，张良的故乡。但别抱太大希望，六十年了，能剩下的不多。”“我知道。”司马迁系好行囊，佩上刀，走到门口。手放在门闩上，停住。“父亲，”他说，“如果……如果我回来后写的历史，和您想的不一样呢？”司马谈终于抬起头。晨光此刻正照在他脸上，每道皱纹里都藏着光。“那就对了。”他说，“如果你回来写的东西和我一样，你这趟就白走了。我要的，就是不一样。”沉默。只有笔尖划过竹简的声音，如春蚕食叶。司马迁推开门。天禄阁外，春光正好。他迈过门槛，没有回头。身后，门缓缓合上，将父亲和那个竹简的世界关在里面。面前，是漫长的官道，是无尽的南方，是无数等待被听见的声音。而他掌心的胎记，在春日阳光下，红得像一团刚刚点燃的火。2. 驰道：帝国的血脉出清明门时，司马迁被守门的卫卒拦住了。不是例行盘查，是额外的审视。卫卒是个老兵，脸上有刀疤，眼睛像鹰一样把他从头到脚刮了一遍：洗得发白的深衣，半旧的革履，鼓鼓囊囊的行囊，还有腰间那柄与书生打扮格格不入的环首刀。“去哪？”老兵的声音沙哑。“南。”司马迁递上路引——不是官方的符节，是父亲用太史令印开的私人文牒，写着“游学访古”。老兵凑近火把看了半天，又抬头打量他：“太史令的公子？”“是。”“放着郎官不当，去游学？”老兵咧嘴笑了，露出缺了门牙的洞，“有意思。路上小心，最近不太平。”“不太平？”“北边打仗，南边收税，中间运粮。”老兵指着门外，“看见没？这些车，都是往朔方运粮的。去年卫将军打下河套，陛下要筑朔方城，迁十万人过去。粮食从关东漕运来，再从长安运过去。路上饿死的民夫，比匈奴杀的还多。”司马迁顺着他的手指看去。清明门外，晨雾中，车队已排成长龙。不是商队，是军粮队——牛车，一辆接一辆，车轮用铁瓦包着，在夯土路上碾出深深的辙印。押车的军卒披着皮甲，抱着戟，在晨风中呵出白气。更远处，还有步行的民夫，背着行囊，拖家带口，沉默地汇入人流。“这些都是迁去朔方的？”他问。“有的是迁民，有的是囚徒，有的是活不下去自愿去的。”老兵点燃旱烟，“到了那边，一半修城，一半种田。说是‘一人授田百亩’，嘿，你信吗？草原上，匈奴人骑着马说来就来，种田？种坟还差不多。”一辆牛车经过，车上堆着麻袋，麻袋上坐着个孩子，约莫五六岁，怀里抱着个破布偶，眼睛又大又空。车旁跟着个妇人，赤脚，脚上全是裂口，走一步一个血印。她抬头，和司马迁目光相遇。那是一双被磨尽了所有希望的眼睛，像两口枯井。车队缓缓移动，像一条负伤的巨蟒，爬向北方。司马迁想起在长安听到的消息：元朔二年，卫青出云中，收复河套，置朔方郡。捷报传来时，全城欢庆，武帝大酺三日，未央宫前堆积的缴获兵器铸成了十二座金人。但没人说，这“胜利”需要多少这样的牛车，多少这样的妇人，多少这样眼睛空空的孩子。“走吧。”老兵推开城门，“趁天还没大亮，雾还能挡着点。记住，别走夜路，别住野店，别管闲事。”门轴转动的声音在清晨的寂静中像巨兽的呻吟。门开了，外面不是街道，是官道——秦修的“驰道”，宽五十步，路面高出地面，两侧植松柏为界。此刻，晨雾如纱，将道路罩得朦胧，只有车轮声、脚步声、偶尔的鞭响和呜咽，从雾中传来，像另一个世界的声响。司马迁迈出城门。一步，踏上了驰道。夯土路面坚硬如铁，被无数车轮、马蹄、脚板磨得光滑如镜，在晨光中泛着青灰色。他向东走，背对长安，面向正在升起的太阳。雾渐渐散了。眼前的景象让他停住了脚步。不是一条路，是一条河——人的河。车队、马队、人流，从各个城门涌出，汇入驰道，然后分成三股：一股向北，往朔方；一股向东，往关东；一股向南，往江淮。每一条都望不到头，每一条都涌动着疲惫、麻木、以及某种顽强的生命力。他汇入向南的人流。走了一个时辰，太阳升高了，雾彻底散了，视野开阔起来。这时他才真正看清驰道的全貌——这不仅仅是路，是帝国的心脏，是权力的血管。路面宽得可容十二辆马车并行，中央是“御道”，高三寸，铺细沙，专供皇帝车驾；两侧是“官道”，供百官车马；最外侧才是“民道”，坑洼不平，走民夫、商旅、流民。等级分明，像社会的切片。而路本身，是技术的奇迹。司马迁蹲下，仔细观察路面：三层结构。最下是“夯土基”，用石杵层层夯实，厚达三尺；中间是“灰土垫层”，石灰混合黏土，防潮；最上是“路面层”，用黏土、沙子、石灰混合，掺入糯米浆，夯实后坚硬如石。路面有微微的弧度，两侧有排水沟——这是秦代工程师的发明，能让雨水迅速排走，保持路面干燥。“小子，看啥呢？”一个声音在旁边响起。司马迁抬头，是个老工匠，背着工具箱，正坐在路边歇脚。工具很特别：有“水准仪”（一根长木条，中间挖槽注水，看水面平不平），有“规”（圆规），有“矩”（曲尺），还有各种凿、铲、锤。“这路，”司马迁指着路面，“怎么修的这么平？”“平？”老工匠笑了，露出被烟熏黄的牙，“小子，这可不是平，是‘拱’。中间高，两边低，差三寸。为啥？排水啊。不然一场大雨，路就成河了。秦人修的，我们汉人只是修补。嘿，说实话，修不了这么好。”他打开水囊喝了一口，继续说：“知道这路为啥叫‘驰道’不？不是说马跑得快，是说‘直’——从咸阳到东海，三千里，偏差不超过十步。怎么做到的？‘表’和‘臬’。”他指着远处：每隔百丈，路边就立着一根木桩，高约一人，这就是“臬”。更远处，每五里有一座土台，台上立着更高的木杆，这是“表”。修路时，白天看“表”的影子，晚上挂灯笼，三点一线，确保笔直。“现在好多‘表’都朽了，”老工匠叹气，“也没人重修。朝廷的心思不在修路，在打仗。你看这些车——”他指着运粮队，“好好的路，都被压坏了。我们修不及。”正说着，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从后方传来。人群慌忙向两侧避让。只见三骑快马飞驰而来，马上骑士穿着驿卒的服饰，背插赤色小旗，一路高喊：“八百里加急！让道！让道！”马如旋风般掠过，扬起漫天尘土。人群咳嗽着，等尘土落定，路中央已多了几道新鲜的马蹄印，深深嵌在夯土路上，像伤口。“又是战报。”老工匠摇头，“这几个月，哪天没有七八拨。北边打得凶啊。”司马迁继续前行。中午时分，到达第一个驿站——“灞桥驿”。这是出长安东行的第一站，规模很大：夯土围墙，内有马厩、客房、饭堂、仓库，还有一口深井。院子里停满了车马，人声鼎沸，汗味、马粪味、炊烟味混在一起。他要了一间通铺，五个钱一晚。房间里挤了八个人：两个商贾，在抱怨盐铁官营后利润薄了；三个民夫，是被征去修黄河堤的，愁眉苦脸；一个书生，去洛阳投亲；还有一个老兵，沉默地坐在角落，独臂，空袖子打了个结。晚饭是粟米饭，咸菜，一碗菜汤。司马迁坐在院子里吃，听人们闲聊。“听说没？淮南王刘安，又献书了。”书生说，“这次是《淮南子》全本，据说有二十一万字。陛下大喜，赏金五百斤。”“献书有啥用？”一个商贾嗤笑，“能当饭吃？现在最要紧的是盐！自打盐铁官营，盐价涨了三成，还掺沙子。咱们从河东运盐到南阳，十袋要被扣三袋，说是‘损耗’！损耗个屁，都被那些盐吏贪了！”“贪？杀头就不敢贪了。”独臂老兵突然开口，声音像生锈的铁，“我在北军时，见过运粮官贪墨，被卫将军抓了，当场砍了脑袋，挂在辕门上。三天，乌鸦把眼珠子都啄了。”众人沉默。院子里只有吃饭的吸溜声。老兵看向司马迁：“小子，你带着刀。练过？”“一点。”司马迁说。“刀是好刀。”老兵盯着他腰间的环首刀，“百炼钢的，水波纹。但刀再快，也快不过世道。你这趟去哪？”“南方。游学。”“游学？”老兵笑了，笑声干涩，“我年轻时也游过，在楚地。看见过项羽的箭楼，韩信的点将台，还挖到过秦箭镞。但那都是老黄历了。现在去南方，你会看到别的。”“什么？”“饿。”老兵只说了一个字，“修水利，征粮，打南越。南边不比北边好过。”夜幕降临，驿站点起灯火。司马迁回到通铺，八个人挤在一条大炕上，鼾声、梦话、磨牙声此起彼伏。他睡不着，起身走到院中。星空低垂，银河横跨天际。他找到大火星——父亲观察了一辈子的星，此刻在东方低垂，红得像要滴血。他想起了父亲在天禄阁说的话：“我要的，就是不一样。”不一样。怎么不一样？是把这些人的话记下来？是把老兵的眼睛、民夫的愁容、商贾的抱怨、书生的天真，都写进历史？可历史，容得下这些吗？身后传来脚步声。是独臂老兵，也出来了，坐在井台上，掏出旱烟点燃。“睡不着？”他问。“嗯。”“第一次出远门？”“算是。”老兵吸了口烟，烟头的火光明灭：“我像你这么大时，也在路上。不过不是游学，是逃难。楚汉相争，我家在颍川，两边拉锯，今天项羽来，明天刘邦来。粮食抢光了，就吃树皮；树皮吃光了，就……”他停住，狠狠吸了口烟。“后来我投了汉军，跟韩信打过垓下。那一仗，死人堆成山，血把河水都染红了。我这条胳膊，就是被楚军的戟砍断的。但我活下来了，因为装死，躺在尸体堆里，血糊了一脸，苍蝇在伤口上下蛆。”他撩起空袖子，借着月光，司马迁看见断臂处狰狞的疤痕，像一朵扭曲的花。“所以小子，”老兵盯着他，“如果你要写历史，别光写皇帝将军，也写写我们这些人。写写尸体堆里的蛆，写写饿死的孩子，写打断的胳膊和流干的血。因为那才是真的。”烟抽完了，老兵用脚碾灭烟头，起身回屋。走到门口，回头：“你父亲是太史令吧？”司马迁一愣：“您怎么知道？”“你身上有竹简味。”老兵笑了，“还有，你的路引上有太史令印。我虽然不识字，但印认得几个。”他顿了顿，又说：“太史令是好官。我听说过他，敢在朝堂上跟董仲舒争。你告诉他，有个独臂老兵，谢谢他当年在陛下面前，为我们这些伤兵争抚恤。虽然没争到多少，但有人记得，就够了。”门关上了。司马迁独自站在院中。夜风很凉，带着远方田野的气息。他抬头看星，大火星又移动了一些。父亲说过，星星每夜都在动，只是人察觉不到。历史也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只是被允许记下的太少。他回到房间，摸黑取出竹简和刀笔。就着窗外的月光，刻下：“元朔三年春三月，出长安，宿灞桥驿。遇独臂老兵，言垓下旧事。谓史当记蛆、记血、记断臂。又言谢太史令为伤兵争抚恤事。此事父未尝语我。”刻完，他吹干墨迹，将竹简贴身收好。炕上，鼾声如雷。他躺下，闭上眼睛。明天，还要继续走。走向父亲地图上标注的第一个点：阳翟，张良的故乡。走向那些被竹简遗忘的、但还在某些地方呼吸着的记忆。而他掌心的胎记，在黑暗中，隐隐发烫。3. 阳翟：被犁平的历史第七天，司马迁看到了颍水。不是突然出现，是渐渐明亮的——起先是在黄土塬的沟壑间，一抹银色的反光。然后随着道路下降，那抹光越来越宽，终于变成一条大河，在午后的阳光下缓缓流淌，水色浑黄，但比黄河清澈。两岸是麦田，刚返青，绿得像泼上去的颜料。这就是颍水，中原的母亲河，也是张良的故乡——阳翟所在。但当他真正站在阳翟城下时，第一个感觉是：失望。不是破败的失望，是“普通”的失望。城墙是夯土的，不高，有些段落已经坍塌，用新砖修补过，颜色深浅不一。城门是木制的，漆皮剥落，守门的卫卒抱着戟打盹。进城，街道狭窄，两旁是低矮的土坯房，墙头探出枣树的枯枝——还没发芽。行人不多，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孩子在地上玩泥巴，狗懒洋洋地趴着。完全没有“谋圣故里”该有的气象。没有祠，没有碑，没有特别的标记。甚至问了几个人，才知道这里就是阳翟——他们更习惯叫“翟县”，因为“阳翟”是旧名，秦时就这么叫，但普通百姓谁在乎？司马迁在街上走，想找一点张良的痕迹。他拦住一个卖陶器的老人：“老丈，可知留侯张良的旧宅在何处？”老人抬头，昏花的眼睛打量他：“张良？哦，那个帮高祖皇帝的子房先生？”“对。”“早没了。”老人挥挥手，“秦末就烧了。后来有人说在原址上建了个祠，也没几年香火。这年头，谁还拜古人？拜财神，拜土地，实在不行拜北方的军神——保佑儿子别被征去打仗。”“那……可还有张家的后人？”老人笑了，露出稀疏的牙：“后人？改姓的改姓，迁走的迁走。听说有一支去了巴蜀，有一支去了东海。这里嘛，没了。”司马迁不甘心，又问了几个人。一个卖柴的汉子说，城南有座破庙，供着个没名的牌位，有人说那是张良；一个洗衣的妇人说，她爷爷的爷爷说过，张良家的井还在，水特别甜，但具体在哪，忘了。最后，一个茶馆的说书先生给了他线索：“客官要找张良的故事？去城西的‘博浪沙’吧。传说他在那里刺杀秦始皇。”“博浪沙在哪？”“早淤平了。”说书先生指着西方，“现在是农田。种麦子。去年收成不错。”司马迁出城向西。走了三里，果然看见一片麦田，麦苗青青，在春风中如绿浪起伏。田埂上，一个老农在锄草。司马迁走过去：“请问，这里就是博浪沙吗？”老农直起腰，用汗巾擦脸：“是啊。老辈子都这么叫。”“那张良……”“哦，你说扔大铁锥的事？”老农笑了，露出被旱烟熏黄的牙，“我爷爷的爷爷说过，说当年有个大力士，在这里扔了个一百二十斤的铁锥，差点砸中秦始皇的车。后来官兵来搜，把地都翻了一遍，啥也没找着。再后来，黄河改道，泥沙淤过来，就成平地了。你看——”他用锄头敲敲地面，“土下面，说不定还埋着那铁锥呢。”司马迁蹲下，抓起一把土。土是褐色的，细腻，湿润，有蚯蚓钻过的痕迹。他试图想象：一百二十斤的铁锥，从高处掷下，破空之声，车驾粉碎，始皇震怒……但想象不出来。太遥远了，像另一个宇宙的事。而现在，这片土地在长麦子，在供养活着的人。“那后来呢？”他问，“大力士怎么样了？”“跑了呗。”老农又弯腰锄草，“跑哪去了？谁知道。可能死在乱军里，可能逃到山里，可能……嘿，说不定就是我爷爷的爷爷呢。”他说着玩笑话，但司马迁听出了别的：一种对历史的漠然，或者说，一种把历史“日常化”的能力。对老农来说，博浪沙刺杀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一个“老辈子说过”的故事，和今年麦子长得好不好、赋税重不重相比，无足轻重。“您觉得，”司马迁斟酌着词句，“张良是个什么样的人？”老农停下手，想了想：“聪明人。但太聪明了，活得累。你看他，帮高祖得了天下，最后呢？说‘愿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跑了。为啥跑？怕鸟尽弓藏呗。要我说，不如一开始就别掺和。种地，娶媳妇，生娃，安安稳稳一辈子。”太阳西斜，麦田镀上金边。老农收拾工具准备回家。司马迁突然问：“如果……如果有一天，朝廷派人来，说张良的故事是假的，要大家别再传了，您会怎么办？”老农愣了愣，然后笑了：“爱真假假，关我啥事？麦子是真的，肚子饿是真的，税是真的。故事嘛，听着解闷就行。”他扛起锄头，晃晃悠悠走了。背影在夕阳下拉得很长，像一尊移动的雕塑。司马迁独自站在麦田里。风吹过，麦浪沙沙作响，像无数人在低语。他感到一种深切的孤独——不是个人的孤独，是历史的孤独。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壮烈的举动，复杂的谋划，最终都变成了田埂上的闲谈，变成了“老辈子说过”的模糊记忆，变成了可以被轻易遗忘、甚至被官方修改的故事。他想起在天禄阁读到的《留侯世家》。司马迁公（指司马谈的祖辈）写的，工整，严谨，但冷。写张良遇黄石公，写运筹帷幄，写功成身退。但没写他扔铁锥时的手抖没抖，没写他逃命时的恐惧，没写他晚年“从赤松子游”时，到底是真的想成仙，还是只是怕死。历史记下了“事”，但漏掉了“人”。天色渐暗，司马迁往回走。进城时，看见城门口贴了新告示。一群人围着看，议论纷纷。他凑近，是朝廷的诏书，关于“正风俗，一教化”的。其中一条写着：“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勿使并进。其有妄传妖言、怪力乱神者，吏辄捕治。”下面有地方官的批注：“即日起，严禁聚众说书，禁传非圣之事。违者杖五十。”他想起茶馆的说书先生。转身去找，茶馆已经关门了。问隔壁卖饼的，说：“下午就被差人带走了，说他讲楚汉故事，有‘非圣’的内容。唉，这年头，说话都得小心。”夜色中的阳翟，安静得可怕。只有打更的声音，单调地敲着。司马迁回到客栈——一家简陋的脚店，通铺，一晚两个钱。同屋的还有三个行商，正在小声抱怨：“听说没？河东又在抓‘妖言’了。有个老儒生，教学生读《庄子》，被举报，下了狱。”“《庄子》也算妖言？”“现在除了五经，啥都算。董仲舒说了，要‘大一统’，思想也要统。”“那咱们做生意，说货好价廉，算不算‘妖言’？”几人苦笑，吹灯睡了。司马迁躺在硬板床上，睁着眼看屋顶。屋顶是茅草的，有洞，能看见几颗星星。他在黑暗中摸出竹简和刀笔，就着窗缝透进的月光，刻下：“阳翟。张良故里，今为翟县。城西博浪沙，已成麦田。农人言张良事，如说邻家闲话。又，见诏禁‘非圣之言’，说书先生被捕。史之存灭，不在竹简，在人口。然口可封乎？”刻到“口可封乎”四个字时，刀尖一顿，在竹简上划出一道深痕。他忽然想起父亲的话：“你要赶在这之前，去把那些还活着的声音记下来。”可如果连“说”都不允许了呢？如果有一天，所有不符合“大道”的记忆都被清除，所有不合“圣意”的传说都被遗忘，他记下的这些，又有什么用？给谁看？谁能看？窗外传来脚步声，很轻。然后是压低的声音：“迁弟，睡了吗？”是司马安的声音。司马迁一惊，坐起。门被轻轻推开，堂兄闪身进来，一身夜行衣，脸上有汗。“兄？你怎么……”“小声。”司马安关上门，在床边坐下，“我奉太常之命，来阳翟查一桩‘淫祀’案。白天在街上看见你，没敢相认。你这是……真出来游学了？”司马迁点头，简单说了原委。司马安沉默片刻，叹道：“叔父这是……在跟时间赛跑啊。他知道，独尊儒术一旦彻底推行，这些东西就都没了。可你一个人，能跑多快？能记多少？”他从怀中取出一卷帛书，塞给司马迁：“这个，你收好。是阳翟县的‘风俗册’，我偷偷抄的副本。里面记了本地的祭祀、节庆、歌谣、传说——包括张良的。按新诏，这些都要销毁。你带走，也许将来有用。”司马迁接过。帛书还带着体温。他低声问：“朝廷……真要做得这么绝？”“不是朝廷，是陛下。”司马安的声音更低了，“陛下要的，是一个整齐划一的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现在，要‘思同源’。所有不同的声音，都要消灭。你知道我这趟查的‘淫祀’是什么？是祭颍水神。百姓在河边立祠，春播秋收时祭祀，求风调雨顺。按新规，这不合礼法——只能祭天、祭地、祭祖宗，祭河神是‘淫’。祠要拆，巫要抓，经卷要烧。”“可是颍水养育了这一方人……”“那不重要。”司马安站起来，“重要的是‘一统’。迁弟，你这一路，会看到更多。记下来，藏好。也许有一天……也许有一天世道会变，这些东西还能重见天日。”他走到门口，又回头：“对了，阳翟你不能久留。县令已经注意到你了——一个带着刀的书生，四处打听前朝旧事。明天一早就走，向南，去淮阳。那里是韩信的故乡，故事更多，但也更危险。小心。”门轻轻合上。脚步声远去。司马迁握着那卷帛书，在黑暗中坐了很久。然后他点亮油灯——很冒险，但必须看。展开帛书，是工整的隶书，记录着阳翟的风俗：“三月三，祭颍水，巫舞于岸，投牲入河。”“端午，采艾悬门，饮雄黄酒，谓可避疫。”“九月九，登高，食糕，念远人。”“腊月二十三，祭灶，以饴糖糊神口，祈‘上天言好事’。”还有传说部分：“张良，字子房，韩人。尝刺秦于博浪沙，误中副车。后遇黄石公，得《太公兵法》。佐高祖定天下，封留侯。晚年好道，从赤松子游。邑人传其幼时体弱，常卧病，梦有老人授药，遂愈。又传其宅有井，水甘冽，可愈疾，今湮。”最后一行小字：“元朔三年春，奉诏，以上风俗、传说，皆属‘淫’‘怪’，当禁绝。册焚，祠毁，巫逐。”油灯跳动，将司马迁的影子投在墙上，晃动如鬼魅。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像在举行某种仪式。读完了，他将帛书仔细卷好，用油布包了三层，塞进行囊最深处。然后他吹灭灯，躺下。但睡不着。他想起麦田里的老农，想起说书先生，想起那些祭颍水的百姓。他们不知道，他们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他们口耳相承的故事，他们相信的神灵，已经被一纸诏书判了死刑。而他在做的，是在行刑前，为这些即将消失的东西，做最后的记录。像一个守墓人，在坟墓被封上前，匆匆描摹墓主的容颜。可墓主真的死了吗？那些歌谣还在传唱，那些祭祀还在进行，那些故事还在讲述——只要还有人记得，它们就还活着。只是从“合法”变成“非法”，从“光明”转入“地下”。司马迁忽然明白了父亲真正的用意：不是要他记录“已经死去的历史”，是要他记录“正在被杀死的历史”。记录这场无声的屠杀——不是用刀剑，是用诏书；不是流血，是遗忘。窗外，传来隐约的歌声。很轻，很飘忽，像从地底传来。他仔细听，是楚地的小调，唱的是：“颍水清兮，可濯我缨；颍水浊兮，可濯我足。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是《孺子歌》，孔子听过的歌。现在，在禁令之下，还有人偷偷地唱。司马迁坐起来，在黑暗中摸到竹简和刀笔。他凭着记忆，将歌词一字一字刻下。没有光，全凭手感。刀尖在竹简上划出细微的沙沙声，像春蚕在夜晚啃食桑叶。刻完最后一个字，天边已泛起鱼肚白。他将竹简收好，背起行囊，推开房门。客栈还在沉睡，只有掌柜的在柜台后打盹。他放下两个钱，轻轻走出门。晨雾中的阳翟，安静得像一座坟墓。但他知道，在这安静之下，有些东西还活着。在某个紧闭的门后，在某个地窖里，在某个老人的记忆里，那些歌谣、故事、祭祀，还在偷偷地传承。像埋在地下的种子，等待着某一天破土。而他，要继续向南。去淮阳，去彭城，去垓下，去长江。去记录更多正在被遗忘、正在被杀死、但依然在挣扎着活着的历史。晨光中，他走出阳翟城门。守城的卫卒换了班，新来的年轻人打着哈欠，挥挥手放他过去。他踏上向南的官道。身后，阳翟在晨雾中渐渐模糊。前方，路还很长。而他要赶在遗忘之前，跑得快一点，再快一点。4. 楚地：鬼魂的歌声渡过淮水，天地彻底变了。首先是颜色。关中的黄，中原的褐，到这里变成了“绿”。不是嫩绿，是深绿，是浓得化不开的绿。山是绿的，水是绿的，连空气都仿佛染了一层绿意。竹多了，不是关中那种细瘦的苦竹，是粗壮的毛竹，一片片，一山山，风过时哗哗作响，像海潮。其次是声音。鸟鸣多了，虫鸣密了，还有一种奇怪的歌声——不是唱，是“吟”，拉长了调子，忽高忽低，像哭，像笑，像召唤什么。司马迁问路人，答曰：“楚歌。”楚歌。项羽垓下被困时，四面响起的楚歌。刘邦说：“楚人皆已降汉乎？何楚人之多也！”现在，司马迁听到了。不是在战场上，是在田间，在河边，在竹林里。耕田的农夫在哼，洗衣的妇人在哼，甚至孩子们追逐时也在哼。调子简单，反复，但有一种奇怪的魔力，听着听着，心就沉下去，像掉进深潭。语言也听不懂了。楚语黏连，多“兮”字，像唱歌。司马迁要连比带划才能问路。好在有一条“官道”——秦始皇修的“南郡道”，夯土路面，宽三十步，沿着山势起伏，像一条巨蟒匍匐在绿色的大地上。他就沿着这条路走。五天后，到了彭城。和淮阳不同，彭城有“气”。不是繁华的气，是“戾气”。城墙高大，但多处坍塌，显然是战后没完全修复。城门上还有火烧的痕迹，黑黢黢的，像伤疤。守城的军卒眼神凶狠，盘查严格，尤其是对像司马迁这样的“外乡人”。“从哪来？来干什么？”“长安。游学。”“游学？”军卒打量他，“彭城没什么可学的。只有废墟，和鬼。”“鬼？”“楚霸王的鬼。”军卒冷笑，“晚上别乱走，听见歌声别应。应了，鬼就把你带走。”进城后，司马迁明白了。彭城确实像座鬼城。街道宽阔，但行人稀少。房屋多是夯土墙，茅草顶，但许多空了，门板脱落，院子里长满荒草。只有市中心稍热闹，有个小市场，卖些竹器、陶罐、草药。人们说话声音很低，走路很快，像怕惊动什么。司马迁找了家传舍住下。店主是个跛腿的老兵，姓项。“姓项？”司马迁问，“和项羽……”“远房，八竿子打不着。”老兵摆摆手，“但彭城姓项的多了，都是当年霸王部将的后人。败了，没被杀，就留在这里，种田，打铁，像我，开传舍。”晚上，司马迁在油灯下整理笔记。窗外，楚歌声又起，这次更近，好像就在传舍外。他推开窗，看见月光下，一个老妇人坐在井边，一边纺线，一边哼歌。调子悲凉，词听不懂，但能感到一种深沉的哀伤。“她在唱什么？”司马迁问老兵。老兵在擦桌子，头也不抬：“《垓下歌》。霸王被困时作的歌。”“你会唱吗？”老兵停下动作，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用嘶哑的嗓子，低声唱起来：“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唱得很慢，每个字都像从伤口里挤出来的。唱完，屋里静了很久。油灯的火苗跳动，把两人的影子投在墙上，摇晃不定。“您上过战场？”司马迁问。“上过。跟霸王打过巨鹿，打过彭城，最后……在垓下。”老兵坐下来，卷起裤腿。小腿上有一道深深的刀疤，像蜈蚣，“这伤，就是垓下留下的。汉军的环首刀砍的。我装死，躺在尸体堆里，躲过去了。”司马迁屏住呼吸。“那……您见过项羽？”“见过。远远的。”老兵的眼神变得遥远，“很高，很壮，骑一匹黑马，像座山。说话声音大，笑起来整个军营都听得见。但最后那几天……他变了。不说话，不笑，整天喝酒，抱着虞姬。我们都觉得，他要倒了。”“虞姬呢？”“美。”老兵只说了一个字，然后摇头，“太美了，不像人间的人。她也会唱歌，唱得比谁都好。最后那天晚上，她给霸王跳了支舞，唱了首歌，然后……自刎了。剑是霸王的剑，很锋利，一抹，脖子就断了。血喷出来，溅了霸王一脸。”司马迁感到喉咙发干。“后来呢？”“后来霸王就疯了。抱着虞姬的尸体，不放手。天亮时，汉军攻进来了，他上了马，带着八百骑突围。我们这些伤兵，就被扔下了。”老兵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月亮，“再后来，听说他逃到乌江，不肯过江，自刎了。头被汉军砍下来，传阅各军。身子……不知道埋哪了。”沉默。只有楚歌声还在远处飘荡，像招魂。“那彭城的人，”司马迁问，“还恨汉朝吗？”老兵笑了，笑声干涩：“恨？恨有什么用？都六十年了。该老的老，该死的死，该忘的忘。现在彭城是汉朝的彭城，太守是汉朝的太守，赋税交给长安，子弟被征去当兵打匈奴。恨？嘿，早没力气恨了。”他顿了顿，又说：“但记得。记得霸王的好：分肉公平，打仗冲在前面，对部下像兄弟。也记得他的坏：暴躁，多疑，动不动就杀人。记得虞姬的舞，记得垓下的歌，记得那天的血和火。记得，但不说。只在心里记着，在歌里哼着。”那晚，司马迁失眠了。躺在硬板床上，听着楚歌，想着老兵的话。他想起在长安读过的史书：项羽，刚愎自用，妇人之仁，败寇。但在这里，在彭城，项羽是“霸王”，是活在人记忆里的、有好有坏的、具体的人。哪个是真的？可能都是真的。长安的史书，是胜利者的记录。彭城的记忆，是失败者的传承。两种真实，平行存在，永不交汇。第二天，司马迁去了“戏马台”。传说项羽曾在此观马、阅兵。现在是个土丘，长满野草，有几个孩子在放风筝。他爬上去，俯瞰彭城。城池破败，但格局很大，街道纵横，能想象当年的繁华。远处，泗水如带，在阳光下闪着光。他在土丘上坐下，拿出竹简，想写点什么。但笔提起，又放下。写什么？写项羽的暴虐？写虞姬的美丽？写老兵的记忆？写楚歌的悲凉？都不够。他需要更直接的、更身体的接触。他站起来，走到土丘边缘，蹲下，用手挖土。土很松，挖了几下，挖出个东西——不是宝藏，是一片锈蚀的箭镞。三棱形，青铜的，已经绿了，但刃口还能看出锋利。他擦掉土，握在手里。冰凉，沉重，像握着一滴凝固的血。六十年前，这片箭镞可能射穿过某个士兵的胸膛，可能钉在盾牌上，可能落在地上，被血浸透，被土掩埋。而现在，被他挖出来。历史突然变得具体了。不是文字，不是歌，是一片有形状、有重量、有温度的金属。它不说话，但它存在，以最物理的方式，证明六十年前的那场屠杀，是真的。司马迁把箭镞包好，放进行囊。然后他离开戏马台，离开彭城，继续向南。这一次，他知道该怎么“记录”了。不是只用笔。要用眼睛看颜色，用耳朵听歌声，用手挖土，用皮肤感受风，用整个身体去“经验”历史。而下一站，是垓下。是那场战争的终点。也是他这次壮游的，第一个高潮。5. 垓下：大地的记忆去垓下的路不好走。没有官道，只有乡间小路，被牛车碾出深深的车辙，一下雨就变成泥潭。司马迁走了一天，鞋陷进泥里三次，拔出来时满腿泥浆。路边是稻田，刚插秧，绿油油的，农夫在田里劳作，脊背晒得黝黑。傍晚时，到了垓下。不是想象中的古战场——没有白骨，没有断戟，没有肃杀之气。是一个普通的村庄，几十户人家，土墙茅屋，鸡犬相闻。村口有棵大槐树，树下有个土地庙，庙里供的不是土地公，是个无名的牌位，上面用朱砂写着“楚汉英灵”。司马迁在村里找了户人家借宿。主人是个老农，姓虞——和虞姬同姓，但他说不是后人，“虞”在楚地是大姓。老人话不多，但听说司马迁从长安来，想找古战场，点了点头：“明天带你去。”那晚，司马迁睡在柴房。地上铺了干草，有股霉味，但比传舍干净。窗外，蛙鸣如鼓，虫声如雨，偶尔传来几声狗吠。他睡不着，想着明天的“古战场”，会是什么样子。天刚亮，老人就叫醒他。两人吃了点粥，就出发。没走大路，穿田埂，过小溪，钻进一片竹林。竹很密，阳光透过竹叶洒下来，变成碎片的光斑。地上有厚厚的竹叶，踩上去软绵绵的，像地毯。走了半个时辰，老人停下。“到了。”司马迁环顾四周。还是竹林，没什么特别。“这里？”他疑惑。“对。”老人蹲下，用手扒开竹叶。下面不是土，是黑色的、坚硬的、像炭一样的东西。“看看。”司马迁也蹲下，摸那黑色物质。很硬，颗粒状，有些地方还保持着木头的纹理。“这是……”“烧过的木头。”老人说，“六十年前，这里不是竹林，是军营。楚军的军营。汉军攻进来，放火。烧了三天三夜，木头都烧成炭了。后来下了几场大雨，炭被埋进土里，上面长了竹子。”司马迁感到脊背发凉。他站起来，看着这片竹林。现在他看出来了：竹子的分布有规律，不是自然的杂乱，是一排一排的，像……像营帐的排列。有些竹子特别粗壮，长得歪斜——可能是从烧焦的房梁上长出来的。“往前走。”老人说。又走了一段，竹林尽头，是一片开阔地。现在种着麻，麻秆已经一人高，顶开白花，像一片白色的海。老人走到地中央，用脚踢了踢土：“这里，当年是个大坑。”“坑？”“埋尸坑。”老人的声音很平静，“楚军的尸体，汉军的尸体，都堆在这里，埋了。太多了，埋不完，就烧。烧完的骨灰，和土混在一起。你看这土——”司马迁蹲下，抓起一把土。土是暗红色的，像掺了朱砂。他捻了捻，土里有细小的、白色碎片。不是石头，是……骨头？烧焦的骨头？他感到恶心，但强忍着。把土放回地上，在衣服上擦手。“您怎么知道这么清楚？”他问。“我爷爷告诉我的。”老人说，“我爷爷当年是这里的农夫。仗打完了，他回来种地，犁地时犁出过箭头，犁出过刀，犁出过头骨。后来朝廷派人来，说这里是‘凶地’，不让住人，让搬走。但我爷爷没走，偷偷回来，搭了个草棚，守在这里。他说，这些死人，没人祭奠，太可怜了。”“守了多久？”“守到死。”老人走向麻田深处，“来，给你看个东西。”司马迁跟上。麻田尽头，有个小土丘，丘上长着一棵孤零零的松树，树不高，但枝干虬结，像挣扎的手臂。树下，有个小小的石龛，龛里没有神像，只有一块光滑的石头，石头上放着一束野花，已经蔫了。“这是我爷爷垒的。”老人说，“他说，不知道埋的是谁，可能是楚兵，可能是汉兵，可能是个将军，可能是个小卒。但都是人，都是爹娘生的，都有名字。所以垒个龛，放块石头，当个念想。”司马迁站在石龛前，看着那块石头。石头很普通，河边捡的鹅卵石，但被磨得光滑，可能被无数只手摸过。野花是紫色的，叫不出名字，但还带着最后的香气。风起了，吹过麻田，麻秆摩擦，发出沙沙的声音，像无数人在低语。松针摇曳，投下晃动的影子。远处，竹林哗哗作响，像潮水退去又涌来。司马迁忽然感到，他“听”见了。不是用耳朵，是用皮肤，用骨头，用心脏。他听见了六十年前的呐喊、惨叫、马嘶、剑击、火焰爆裂。听见了项羽的怒吼，虞姬的歌声，韩信的号令，刘邦的冷笑。听见了血渗进泥土的声音，骨头断裂的声音，生命熄灭的声音。所有这些声音，没有被风吹散，没有被雨冲走，它们沉进了土里，化进了竹根，融进了麻秆，藏进了这块普通的石头。只要有人来，愿意听，就能听见。“您爷爷……后来怎么样了？”他问。“死了。”老人说，“埋在那棵松树下。他说，他活着时守这些死人，死了，就和这些死人做伴。”沉默。只有风的声音。许久，司马迁说：“我能挖一点土吗？”老人看了他一眼，点头。司马迁从行囊里取出一个小陶罐——原本是装盐的，盐吃完了，罐子空了。他蹲下，在石龛旁，挖了一罐土。暗红色的土，混着白色骨屑的土。很重，像装满了铅。他把罐子封好，放回行囊。然后，他从行囊里取出那卷空白的竹简，铺在石龛前。没有磨墨，没有润笔，他用手指，蘸着唾沫，在竹简上“写”。不是写字，是画符号。画一个圆圈代表太阳，画一道波浪代表水，画一个人形代表死者，画一棵树代表松树，画一朵花代表野花。最原始的象形文字，像他小时候在龙门看到的那些岩画。画完，他把竹简卷起，用绳子系好，放在石龛里，靠着那块石头。“这是什么？”老人问。“这是我的记录。”司马迁站起来，“用文字记，你们看不懂。用这个，也许……也许那些死者能看懂。”老人笑了，皱纹像菊花绽开：“他们看不看懂，我不知道。但我爷爷会高兴。终于有人，不是来挖宝，不是来猎奇，是来……听。”太阳升高了，麻田上的露水蒸发，升起薄薄的雾气。雾气中，一切变得朦胧，像梦境。司马迁背起行囊，向老人鞠躬：“谢谢您。”老人摆摆手：“走吧。你还要去很多地方。”司马迁转身，走出麻田，走进竹林。走了很远，回头，还能看见那个小土丘，那棵孤松，那个模糊的人影。人影在挥手。他也挥手，然后继续走。这一次，他的脚步更稳了。因为他知道，历史不在竹简里，不在长安的档案里，不在胜利者的记载里。历史在土里，在骨头里，在歌声里，在老人的记忆里，在石龛的野花里，在每一个愿意听的人心里。而他要做的，就是成为一个“听者”。把那些沉在土里的声音，挖出来，写下来，传下去。哪怕没人相信，哪怕被说成是“传说”。因为传说，有时候比“正史”更真。6.长江：传说的河流从垓下向南，走了整整一个月。地势越来越低，水网越来越密，空气潮湿得能拧出水来。司马迁的革履彻底坏了，底磨穿，他买了一双“芒鞋”——用芒草编的，轻便，透气，但磨脚。走了几天，脚上又起泡，比之前更严重，有些地方溃烂，流黄水。他用盐水洗，疼得龇牙咧嘴，但必须洗，不然会感染。语言更听不懂了。楚语中混着吴语、越语，有些地方隔一条河，口音就不同。他学会了一个词：“听不懂”——用各种口音说，对方就懂了，笑笑，用手比划。食物也变了。米饭取代了粟米，鱼取代了肉，菜里放很多姜和茱萸（一种辛辣的调料），吃得他满头大汗。还有种奇怪的饮料：“茶”。不是泡的，是煮的，把茶叶和米、姜、盐一起煮，成粥状，味道苦涩，但提神。他第一次喝时差点吐出来，但喝多了，竟上了瘾。沿途的见闻，让他的竹简越来越厚。他记下：“吴地女多织锦，机杼声昼夜不绝。”“越人断发文身，以避蛟龙。”“江淮间多‘巫儿’，女子为巫，不嫁，主祭祀。”“邗沟（运河）初通，漕船北去，载稻米、丝绸、铜器。”也记下民生疾苦：“盐铁官营后，铁器价昂，农具钝，耕田难。”“徭役重，男丁多征北方戍边，田畴荒芜。”“水灾频发，春汛溃堤，溺死者众。”他看到了一个和长安完全不同的南方：富庶而脆弱，美丽而多灾，文化独特而被边缘。这里的人崇拜的神，不是长安的“天”，是河神、湖神、山神、祖先神。祭祀时不是磕头，是跳舞，是唱歌，是杀牛沉猪，把血洒进河里。他也听到了更多的传说。关于大禹治水，关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关于吴王夫差和西施，关于屈原投江，关于秦始皇南巡……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版本，互相矛盾，但都讲得栩栩如生，仿佛讲故事的人亲眼见过。终于，在离开长安的第四个月，他来到了长江。不是渡口，是一处荒僻的江岸。黄昏，他站在高崖上，第一次看见这条传说中的巨川。他惊呆了。黄河是狂暴的，浑浊的，像一头愤怒的巨兽。长江是宽阔的，沉静的，像一片移动的大地。江面宽得看不见对岸，水是青绿色的，不是黄的，在夕阳下泛着金鳞，缓缓东流。没有浪，只有波纹，一层层，无穷无尽，像时间的皱纹。江风很大，带着水腥和鱼腥，吹得他衣袂飞扬。他站在那里，看了很久，直到太阳沉入江底，天空变成紫红色，江面变成暗紫，像凝固的血。那一刻，他突然理解了屈原。那个楚国的大夫，那个写下《离骚》《天问》的诗人，那个最后抱着石头跳进这条江的疯子。站在这样的江边，看着这样无边无际的水，人确实会感到渺小，会想问天问地问鬼神，会想用最华丽的语言，最疯狂的想象，来对抗这种无言的、永恒的、吞噬一切的浩瀚。他也在那一刻，理解了父亲为什么说“要来看河”。河不是风景，是尺度。黄河的尺度，让人感到生命的短暂和坚韧。长江的尺度，让人感到文明的深远和悲怆。他在江边露宿。没有传舍，没有人家，只有一片沙滩。他生了堆火，烤了条鱼——自己用树枝叉的，长江的鲥鱼，鳞片银白，肉极嫩。撒点盐，烤得焦黄，咬一口，满嘴鲜香。吃完，他坐在火边，看着江水。月亮升起来了，很大，很圆，照得江面一片银白，像铺了层霜。远处有渔火，星星点点，像倒映的星。他拿出竹简，想写点什么。但笔提起，又放下。写什么？写长江的壮阔？写自己的渺小？写这一路听到的传说？写那些死在历史里、但还活在百姓嘴里的人？都不够。他需要更直接的、更原始的接触。他想起了下一个目的地：会稽。禹穴。传说大禹治水后，在会稽山藏书，把治水的经验、天下的地理、甚至“天书”，都藏在洞里。没人进去过，或者说，进去的人都没出来。父亲在地图上批注：“禹穴所在。传禹王藏书处，无人敢入。”为什么无人敢入？是怕诅咒？怕怪物？还是怕看到不该看的东西？他不知道。但他决定去。不仅因为那是父亲标注的终点，更因为，他想知道：在最古老的传说里，在最深的洞穴里，在最原始的中国记忆里，藏着什么。也许什么都没有。也许有比竹简更古老的东西。他需要知道。火渐渐熄了。他加了几根柴，躺下，望着星空。南方的星空和北方不一样，银河更亮，星星更多，有些星座他没见过。他找到了大火星——父亲观察了一辈子的星。它还在那里，亮着，红着，像一只永不闭合的眼睛。他看着那颗星，慢慢睡着了。梦中，他看见父亲。父亲站在黄河边，背对着他，看着河水。他喊父亲，父亲不回头，只是说：“迁儿，你看见了吗？”“看见什么？”“看见水怎么流，山怎么长，人怎么活，怎么死，怎么被记住，怎么被遗忘。”“我看见了。”“那你就写吧。”父亲终于回头，脸上有笑，也有泪，“用你的眼睛看，用你的耳朵听，用你的手挖，用你的心记。然后写下来，写得比谁都真，比谁都活。”“怎么写？”“像长江这样写。”父亲指着梦境中的长江，“不着急，不停止，一直流，流到海，流到天，流到时间尽头。”梦醒了。天亮了。江面上起了雾，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见。但司马迁知道，江在那里，流着。他站起来，收拾行囊，踩灭火堆，继续向南。向着会稽。向着禹穴。向着这次壮游的，最后一个谜。（第4章第一卷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