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无眠。
报道引发的震动比我想象的更大。凌晨三点，我的手机还在不断弹出推送——相关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涉事企业被查封，多名官员被停职审查。新闻评论区挤满了愤怒的民众，有人贴出更多类似的案例，有人组织去市政府请愿，有人为死者点起虚拟的蜡烛。
但我睡不着。清单上那句“还有最后一个”像针扎在脑子里，拔不出来。谁是最后一个？所有直接间接的责任人都被清算或曝光了，还能有谁？
凌晨五点，天还没亮。我爬起来，从背包里拿出那生锈的钢筋。在台灯下仔细看，锈迹斑斑的表面，靠近一端的位置，刻着几个几乎看不见的数字：990312。
是期。1999年3月12。钢材的生产期？还是别的什么？
我把钢筋翻过来，另一面刻着一行更小的字：“检验员：杨建国”。
杨建国。不是张建国，是杨建国。质检员？还是钢材厂的工人？
我突然想到什么，打开手机搜索“杨建国 钢材厂 1999”。信息很少，但在一个本地论坛的旧帖里找到了线索：“当年阳光新城用的劣质钢筋，是红星钢材厂生产的。那个厂的质检员老杨，后来失踪了。”
失踪？什么时候？
继续搜索“杨建国 失踪”，结果更少。只有一条十年前的寻人启事，是家属发的：“杨建国，男，1965年生，红星钢材厂质检员，于2000年1月离家后失踪，如有线索请联系……”
2000年1月。阳光新城事故后一个月。
这绝不是巧合。
我翻出陈大山的记，重新仔细看。在事故前几天的记录里，有一句话：“今天老杨偷偷跟我说，这批钢筋有问题，检验报告是假的。他说他不敢举报，怕丢工作，也怕被报复。”
老杨。杨建国。
他知道钢材有问题，但保持了沉默。他改了检验报告，让不合格的钢筋流入工地。三个月后，楼塌了，人死了。又过了一个月，他失踪了。
是被灭口了？还是自己跑了？
无论是哪种，他都是“最后一个”。知道真相但没有说出来，为了自保而纵容罪恶发生的人。小雅要找他，清算他。
但二十年过去了，他可能早就死了。就算还活着，怎么找？
清单在背包里震动。我拿出来，最后一页，杨建国的名字正在浮现。不是手写的，更像是印章盖上去的，字迹很工整。
名字下面有一行地址：“南郊红星钢材厂旧址，3号车间。”
还有一个时间：“今正午。”
今正午，就是中午十二点。现在是早上六点，还有六小时。
钢材厂旧址在南郊，那片工业区早就废弃了，据说要改造成创意园区，但一直没动工。从市区过去要一个多小时，加上找路的时间，我得早点出发。
我收拾东西，把钢筋、钉子、记装好，清单放在最上面。出门时，天刚蒙蒙亮，小区里很安静，只有早起的鸟在叫。我压低帽檐，快步走出小区。
在街边买了豆浆油条，边吃边等公交车。早班车上人很少，我坐在最后排，看着窗外的城市一点点苏醒。晨光照在高楼上，镀上一层金色。这座城市看起来那么美好，那么有活力。
但我知道，在那些高楼的地基里，埋着多少罪恶，多少冤魂。
公交车开了四十分钟，到了终点站。这里是城乡结合部，再往前就是废弃的工业区。我下车，沿着一条坑坑洼洼的水泥路往前走。
路两边是荒废的厂房，墙上涂着大大的“拆”字，有些已经拆了一半，露出锈迹斑斑的钢架。杂草丛生，有半人高。空气里有铁锈和化学品混合的刺鼻气味。
红星钢材厂很好找，是这片厂区里最大的一家。大门早就没了，只剩下两水泥柱子，上面挂着的厂牌摇摇欲坠，字迹模糊不清。我走进去，厂区很大，有七八个车间，还有办公楼、仓库、宿舍楼。
3号车间在最里面。我按照指示牌走过去，车间门是两扇厚重的铁门，虚掩着。推开，门轴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在空旷的厂区里回荡。
车间里很暗，只有几扇高处的窗户透进光。地上堆满了废弃的机器、生锈的钢材、破碎的砖块。空气中漂浮着灰尘，在光柱中缓慢旋转。
我打开手电筒，光束扫过车间内部。很大，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屋顶很高，上面挂着行车轨道，吊钩垂下来，像上吊的绳子。
“杨建国？”我喊了一声。
声音在空旷的车间里回荡，没有回应。
我慢慢往里走，脚踩在碎玻璃和铁屑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车间深处，有一个小房间，可能是以前的办公室。门关着，但门缝里透出微弱的光。
我走到门前，敲门。
没有回应。
推开门，房间很小，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铁皮柜。桌子上点着一蜡烛，烛光摇曳，映出墙上密密麻麻的照片和纸条。
我走近看，墙上贴满了照片——都是工地事故的照片，从不同角度拍摄，有些明显是偷拍的。照片下面贴着纸条，写着时间、地点、死者信息、事故原因。
阳光新城事故的照片在最中间，贴了七八张，从各个角度拍摄。其中一张特别清晰：陈大山被压在水泥板下，只露出上半身，眼睛睁着，看着镜头。照片旁边贴着一张纸条：“陈大山，钢筋工，42岁，已婚，有一女8岁。死因：腔受压，窒息。赔偿金：2万元，家属签字。”
另一张照片是刘文正女儿溺水的现场，女孩的尸体被打捞上来，盖着白布，只露出一只手。纸条上写：“刘小雨，6岁，刘文正之女。死因：溺水（疑为他）。无赔偿。”
还有张建国坠楼、李桂兰被账本掩埋、王浩被烧死、孙福贵跳楼、赵卫国玻璃割喉、吴启明和孙立焦尸……所有死者的照片都在这里，贴了整整一面墙。
桌子抽屉里，有一个厚厚的笔记本。我翻开，里面是详细的记录，从1999年阳光新城事故开始，到最近的工地死亡事件，每一起都有记载：时间、地点、责任人、处理方式、赔偿金额、后续影响。
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写着一行字：
“我都记下来了。每一笔血债，每一个名字。但我没有勇气公开。我是个懦夫。现在，我把这些交给后来的人。请为死者发声。——杨建国，2020年3月”
2020年3月。两年前。杨建国两年前还活着，他整理了所有资料，藏在这里，等待有人发现。
但他现在在哪？
我继续翻找，在铁皮柜最底层找到一个铁盒。打开，里面是一沓信，信封上写着“致后来者”。
我拆开最上面一封。
“如果你看到这封信，说明我已经不在了。我叫杨建国，红星钢材厂的质检员。二十年前，我犯了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我修改了检验报告，让一批不合格的钢筋流入阳光新城工地。我知道那些钢筋会出问题，但我没说。因为厂长威胁我，如果我说出去，就让我失业，还会让我家人不好过。”
“三个月后，楼塌了，死了三个人。还有一个孩子，冻死在工地门口。我每天都做噩梦，梦见那些死者来找我。我想过自，但没勇气。我想过举报，但更没勇气。”
“后来，我开始收集证据。不只是阳光新城的事，还有这些年所有我知道的工地事故。我偷偷拍照，偷偷记录，偷偷跟踪那些责任人。我知道他们住在哪，开什么车，有什么习惯。我把一切都记下来了。”
“但我还是不敢公开。我老了，病了，活不了多久了。我把这些资料藏在这里，希望有一天，有人能找到，能把这些罪恶公之于众。”
“如果你做到了，请在我坟前烧张纸，告诉我一声。让我在下面，能稍微安心一点。”
信到这里结束。下面附了一张手绘地图，标着一个位置：“厂区后山，老槐树下”。
我收起信，走出车间。按照地图指示，来到厂区后面的小山。山上长满了树，但很容易找到那棵老槐树——最大的一棵，树要三个人才能合抱。
树下，有一个小小的土包，没有墓碑，只着一块木牌，上面用刀刻着：“罪人杨建国之墓”。
木牌已经腐朽了，字迹模糊。土包上长满了草，看来很久没人来过了。
杨建国死了。两年前就死了。他把自己埋在这里，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与他的罪孽一起腐烂。
我站在坟前，不知道该说什么。一个懦弱的人，犯了错，用余生收集证据，却始终没有勇气公开。最后孤独地死去，埋在这荒山野岭。
他该被清算吗？该被原谅吗？我不知道。
突然，我感觉背后有人。
不是活人的感觉，而是一种冰冷的、粘稠的注视。我慢慢转身。
小雅站在树下。
她穿着那件破棉袄，赤着脚，头发凌乱。但这次，她的表情不一样——不是愤怒，不是怨恨，而是一种复杂的情绪，混合着悲伤、怜悯，还有一丝疲惫。
“你找到他了。”她说。
“他死了。”
“我知道。”小雅走到坟前，看着那个土包，“他每晚都来我梦里，跪着哭，说对不起。他说他收集了证据，但他不敢拿出来。他说他懦弱，他该死。”
“那……”
“我不他。”小雅说，“因为他已经死了。而且……他最后做了他能做的。”
她蹲下身，伸手摸了摸坟上的土。土突然松动，从里面拱出一样东西——是一个铁皮盒子，和我在车间里找到的那个一样。
小雅打开盒子，里面不是文件，而是一堆小物件：一个生锈的口琴，一个塑料发卡，一颗玻璃弹珠，还有半块饼，已经发霉了。
“这是……”我问。
“我爸爸的东西。”小雅拿起口琴，轻轻吹了一下，没有声音，只有气流通过锈蚀簧片的嘶嘶声，“口琴是我爸爸的，他喜欢吹歌给我听。发卡是我妈妈的，她留给我的最后一样东西。弹珠是我在工地捡的，和爸爸一起玩过。饼……是爸爸给我买的，最后一块，我没舍得吃。”
她把这些小物件捧在手里，像捧着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
“杨建国收集了这些。”她说，“他找到我家的旧址，从废墟里挖出来的。他想还给我，但找不到我。所以他埋在这里，和他的罪一起。”
小雅站起来，把盒子递给我：“给你。替我保管。”
我接过盒子，很轻，但感觉沉甸甸的。
“现在，所有直接间接的责任人都清算了。”小雅看着我，“除了一个人。”
我的心一紧：“谁？”
“你。”
我僵住了。
“你父亲欠的血债，你还没有还完。”小雅说，“你帮了我，找到了证据，公开了真相。这抵了一部分债。但还不够。”
“还要我做什么？”
小雅指向山下，厂区的方向：“那里，现在还有工人在工作。新的工地，新的，新的老板。但他们用的材料，还是不合格。他们对待工人，还是不当人。事故，还会发生。死亡，还会继续。”
她转向我，眼睛像两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你要阻止这一切。不是替死人复仇，是替活人争取。你要让那些制度改变，让那些法律完善，让那些监管真正起作用。你要让建筑工人有安全保障，让死者家属得到公正赔偿，让责任人受到应有惩罚。”
“这……这太难了。”我说，“我一个人……”
“你不是一个人。”小雅说，“所有死去的人，都会看着你。所有活着的人，都需要你。”
她走近我，踮起脚，冰凉的指尖触碰我的额头。
一幅幅画面在我脑中闪现：
建筑工人在没有安全措施的高空作业，脚下是数十米的深渊。
工棚里挤满了人，没有窗户，没有暖气，冬天像冰窖，夏天像蒸笼。
工资被拖欠，工人讨薪被打，躺在医院里没人管。
事故发生后，老板跑路，家属拿不到赔偿，孩子失学，老人无依。
然后是新的工地，新的循环，同样的悲剧再次上演。
画面最后，停在一个数字上：127。然后是另一个数字：203。再一个：311……
“这是过去十年，全省工地死亡人数。”小雅的声音在我脑子里响起，“实际数字可能三倍于此。每一个数字，都是一条人命，一个家庭。”
她收回手：“现在你知道了。你会怎么做？”
我看着手里的铁盒，陈大山的口琴，小雅妈妈的发卡，那颗玻璃弹珠，半块发霉的饼。
然后我看向山下的城市，高楼林立，灯火辉煌。
“我会去做。”我说，“尽我所能。”
小雅点点头，身影开始变淡。
“清单给你了。”她说，“上面的名字，你看着办。该清算的清算，该救赎的救赎。你是它的主人了。”
“等等。”我问，“你……你要去哪？”
“去我该去的地方。”小雅说，“爸爸在等我。妈妈在等我。所有死去的人，都在等我。”
她的身影越来越淡，几乎透明。
“林砚，谢谢你。”她最后说，“也替我，谢谢所有帮忙的人。”
然后她完全消失了。
风停了。树静了。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我站在杨建国的坟前，手里捧着那个铁盒，背包里装着清单和所有证据。
山下的城市依然喧嚣，依然忙碌。报道引发的震动还在继续，调查组还在工作，民众还在愤怒，官员还在推诿。
而我要做的，才刚刚开始。
我蹲下身，在杨建国的坟前挖了个小坑，把铁盒放进去，重新埋好。
“安息吧。”我说，“你的罪，已经清了。你收集的证据，已经公开了。那些死者，会得到公正的。”
我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转身下山。
走到厂区门口时，手机响了。是李薇。
“林砚！你在哪？出大事了！”
“怎么了？”
“那些被曝光的企业和官员，联合起来反扑了！他们找了关系，开始删帖，控评，还说要我们造谣诽谤！陈老师被带走了，说是要协助调查！”
我的心一沉：“你们呢？”
“我们暂时没事，但压力很大。”李薇的声音在颤抖，“林砚，你手里还有没有更硬的证据？能直接把他们钉死的那种？”
我想了想：“有。杨建国留下的全套资料，在钢材厂3号车间。比我们之前公开的更详细，更完整。”
“太好了！我马上去拿！”
“等等。”我说，“你自己小心。他们可能也在找这些。”
“我知道。”李薇顿了顿，“林砚，谢谢你。没有你，这一切都不会开始。”
“该说谢谢的是我。”
挂断电话，我站在厂区门口，看着这条荒废的路延伸向城市。
路很长，很难走。
但必须走。
我迈开脚步。
背包里的清单又开始震动。我拿出来看，最后一页，我的名字下面，出现了一行新字迹：
“路还长。”
“我陪着你。”
不是小雅的字迹。是另一种笔迹，很工整，很沉稳。
是杨建国？还是陈大山？还是所有死者共同的意志？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我不再是一个人了。
那些死去的人，那些冤屈的灵魂，都与我同在。
我们会一起，走完这条路。
直到所有血债，都被清偿。
直到所有真相，都见光明。
直到所有罪人，都受审判。
直到所有死者，都安息。
我走在阳光下，影子拉得很长。
前方，路还很长。
但我不再害怕。
因为我不是一个人。
从来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