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5月7 柏林 雨
柏林的五月雨，是一种绵密而执拗的存在。
雨丝斜斜地打在公寓老旧的窗玻璃上，汇聚成蜿蜒的水痕，将窗外的街景扭曲成印象派的画作——红砖建筑褪成暗褐，行道树的嫩绿晕染成模糊的色块，偶尔有行人撑伞匆匆走过，黑色的伞面像移动的岛屿，在灰色的雨海中漂泊。
顾言坐在窗边的书桌前，面前摊开着三样东西：一封刚拆开的信，一张银行卡，一块手表。
信来自DAAD奖学金委员会，米白色信封，精致的凸版印刷。内容简洁而正式：“我们荣幸地通知您，您已获得德国学术交流中心2004-2005学年度全额奖学金，涵盖柏林自由大学比较文学系预科课程的全部学费及每月生活津贴……”
后面还有大段的条款和条件，但顾言的目光停留在第一段。那些德文字母在眼前微微晃动，像雨滴在水洼里激起的涟漪。他获得了。这个他跨越八千公里来争取的机会，这个可能改变他人生轨迹的凭证，这个——他不得不承认——让他留在柏林的理由。
银行卡是昨天格特鲁德交给他的。老妇人从安娜的遗物中找到一个铁皮盒子，里面除了那些柏林墙碎片信封，还有这张已经过期二十年的储蓄卡，以及一份公证文件。
“你母亲留下的。”格特鲁德的柏林口音在昏暗的客厅里显得格外清晰，“她去世前一个月，把仅有的存款转到了一个信托账户。数额不大，但足够一个孩子在柏林生活几年。她嘱咐说，如果她的孩子有一天来到这里，就交给他。”
顾言查询了余额：8247欧元。对于1986年的东柏林，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安娜·穆勒——那个二十三岁就死去的年轻女子，在生命最后的子里，为从未谋面的儿子攒下了这些钱。
手表依然停在三时十七分。表面在柏林阴雨天的光线里泛着温润的光泽，像一颗凝固的琥珀，封存着某个永不复返的瞬间。
雨声淅沥。顾言靠着椅背，闭上眼睛。奖学金，遗产，生母的遗物——这三样东西像三块拼图，正在缓慢地拼凑出一个他从未想象过的人生图景：在柏林求学，用生母的钱生活，走她走过的路，成为她可能希望他成为的人。
一个完全德国化的顾言。一个彻底切断与南城联系的存在。一个……不再是林初夏认识的那个少年。
手机震动。他睁开眼睛，看到屏幕上的名字：周婉清。
接通。母亲的声音穿过八千公里，带着电流的细微杂音：“小言，吃晚饭了吗？”
“还没，妈。柏林才下午四点。”
“哦，对对，时差。”周婉清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但努力维持着轻快，“我就是想问问，奖学金结果出来了吗？”
顾言看着桌上那封信：“出来了。拿到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是压抑的抽泣声。
“妈？”
“没事，妈就是……高兴。”周婉清吸了吸鼻子，“高兴你能留在那里，高兴你生母在天之灵能看见……妈就是，就是有点……”
她说不下去了。顾言知道她想说什么：有点舍不得，有点孤单，有点害怕从此失去这个她抚养了十七年、却并非亲生的儿子。
“妈，我会经常回去的。”他说，声音有些涩，“寒暑假，只要有钱买机票——”
“不用不用。”周婉清打断他，“你在那边好好生活，不用总想着回来。妈一个人可以的，真的。你爸走了，妈也习惯了……”
又是沉默。雨声填满了电波两端的空隙。
“对了，”周婉清转移话题，语气重新轻快起来，“初夏那孩子最近怎么样？你有跟她联系吗？”
顾言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信纸边缘：“有发邮件。”
“要多关心人家。那孩子不容易，她妈妈的服装店关门了，听说找了份新工作，在酒店做客房清洁……一个读过书的女性，做那种工作，唉。”
顾言的心脏收紧。林初夏从未在邮件里提过这些。她写的永远是“南城下雨了”、“模拟考试很顺利”、“陈昊今天又带了牛肉面”。那些轻松平淡的句子背后，藏着这么多她独自承受的重量。
“妈，你怎么知道的？”
“陈昊妈妈告诉我的。她们在一个教会认识。”周婉清叹了口气，“小言，妈知道你现在有自己的路要走，但有些人……不该被辜负。初夏那孩子，对你……”
“妈。”顾言打断她，声音比预期中要硬，“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又是沉默。这次更长。
“好，好，妈不说了。”周婉清的声音软下来，“你照顾好自己。记得按时吃饭，天气冷多穿衣服，学习别太拼……”
挂了电话，顾言坐在渐暗的房间里，看着窗外的雨。柏林五月的黄昏来得迟，但雨天让一切提前陷入昏暗。街灯一盏盏亮起，在湿漉漉的街道上投下昏黄的光晕，像一个个小小的、温暖的谎言。
他打开电脑，点开邮箱。收件箱里有一封林初夏昨天发来的邮件，标题是“南城的蔷薇开了”。
点开。
“顾言，南城进入雨季了。雨下得没完没了，像天空有流不完的眼泪。但学校围墙边的蔷薇开了，深红色的，在雨里格外鲜艳，有种倔强的美。”
“高考倒计时30天。教室后面的黑板上，数字每天减少，像某种生命的倒计时。大家开始写同学录，在彼此的本子上留下祝福和联系方式。陈昊让我写的时候，我盯着空白的页面很久，最后只写了‘前程似锦’四个字。好像写多了，就会泄露太多秘密。”
“母亲的服装店彻底关了。她找到一份新工作，在一家连锁酒店做客房清洁。工作时间是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她说这样白天可以给我做饭，晚上我下了晚自习回家，她正好下班。我没说什么，只是每天晚上给她留一盏玄关的灯。”
“昨天帮她整理工作服——灰色的制服，涤纶面料，洗得发硬了。她说酒店规定要自己清洗熨烫。我看着她用那双曾经拿过画笔、做过衣服的手，现在每天要刷洗马桶、更换床单、擦拭镜子，心里很难受。但她说：‘工作没有高低，能养活我们就好。’”
“有时候我会想，人生到底是什么？是一连串的选择，还是一连串的被迫接受？是你建造的桥，还是命运给你砌好的墙？”
“柏林现在是什么季节？应该也到春天了吧。你窗外的树发芽了吗？天空是什么颜色？你……找到你想找的东西了吗？”
“保重。
初夏”
顾言读了两遍。每一个字都像细针，轻轻刺在他心上。他能想象那个画面：林初夏在雨中的南城，看着母亲穿着灰色制服去上班，看着蔷薇在雨中倔强开放，在同学录上写下言不由衷的祝福。
而他，在八千公里外的柏林，坐在生母留下的公寓里，拿着生母留下的钱，准备走生母安排好的路。
他们之间的距离，从来不只是地理上的。
是阶级的，是命运的，是选择权的。
他拥有选择——虽然这选择伴随着愧疚和撕裂。而她，似乎只能接受——接受家庭变故，接受母亲的工作，接受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顾言关掉邮件，打开一个新的文档。光标闪烁。他想写一封长长的回信，想告诉她奖学金拿到了，想问她母亲工作的酒店在哪，想说柏林也在下雨，想说窗外的树确实发芽了，嫩绿得像要滴出水来。
但他写了又删，删了又写。最后，他只打了五行字：
“奖学金拿到了。九月正式入学。
柏林也在下雨，但雨声和南城不同。
窗外的树发芽了，是橡树，叶子有锯齿状的边缘。
保重。
言”
点击发送。邮件化作电子信号，飞向远方。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书架前，从最顶层拿下那个深蓝色笔记本——林初夏送他的生礼物。翻开，里面是他工整的德文笔记，还有她偶尔用铅笔写下的中文批注。
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空白处，他拿起笔，用中文写下：
“初夏，
有些话，写在纸上比写在屏幕里更真实。
有些距离，用邮戳丈量比用心跳计算更诚实。
所以我写了这封信。
它应该会比这封邮件晚到很多天。
但或许，迟到的话语，才是最适合我们的语言。
言
2004.5.7 柏林 雨”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把写好的那页纸小心撕下——撕口不齐，像某种刻意的残缺。对折，放进信封。然后在信封上写下南城的地址：南城一中高三（3）班 林初夏收。
没有寄信人地址。
他贴上邮票——德国的邮票，画面是勃兰登堡门，面值0.55欧元。邮票的胶水有些，他沾了点水才粘牢。
明天去邮局寄出。这封信将乘船或飞机，跨越八千公里，穿过国境线和海关，在某个不确定的子抵达南城。等他收到回信——如果她会回信——可能已经是六月，高考前夕。
那时候，一切都将不同。
顾言拿着信封走到窗前。雨还在下，街灯在湿漉漉的窗玻璃上晕开成模糊的光斑。他看着信封上林初夏的名字，中文方块字在德国信封上显得陌生而突兀，像某种误入的密码。
他将信封贴在口，闭上眼睛。
那一刻，他仿佛能听见心跳——不是自己的，是八千公里外，另一个心脏在雨夜中的搏动。稳定，孤独，充满未说出口的话语。
雨声淅沥。
时间流淌。
而有些东西，正在以比邮戳更慢的速度，抵达或远离。
—
同一夜，南城 晚上十一点二十三分
林初夏坐在书桌前，面前摊开的是数学模拟卷。最后一题是函数与几何的综合题，图形复杂，线条交错，像一个精心设计的迷宫。她已经算了四十分钟，草稿纸用掉三张，但依然卡在最后一步。
窗外雨声密集。五月的南城进入汛期，雨已经连续下了五天，没有停歇的迹象。空气湿得能拧出水，墙壁渗出细密的水珠，被子摸起来总有一股挥之不去的霉味。
手机震动。她瞥了一眼，是陈昊的短信：“睡了吗？明天早自习要交的英语作文你写完了吗？”
她回复：“还没。在算数学。”
“哪题？拍给我看看。”
林初夏犹豫了一下，还是拍下题目发了过去。两分钟后，陈昊发来一张密密麻麻的解题过程照片，还附了一条语音：“第三步那里用余弦定理，不是正弦。你试试。”
她按照他的方法重新计算，果然解开了。最后答案是√3/2，一个简洁而完美的分数。
她回复：“解出来了。谢谢。”
“不客气。早点睡，别熬太晚。”
“你也是。”
放下手机，林初夏看着那道被解开的题。图形依然复杂，线条依然交错，但一旦找到正确的路径，一切都变得清晰简单。就像人生吗？还是说，人生从来不像数学题——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唯一解法，甚至可能本无解？
她想起今天下午遇见母亲同事的场景。那是在酒店后门，她给母亲送落在家里的胃药。一个和母亲年纪相仿的阿姨，穿着同样的灰色制服，正蹲在墙角抽烟。看见林初夏，阿姨愣了一下，随即露出疲惫的笑容：“你是许姐的女儿吧？长得真俊。”
“阿姨好。”林初夏有些局促。
“给你妈送东西？她今天在七楼，全是退房，忙得够呛。”阿姨吸了口烟，烟雾在湿的空气里缓慢升腾，“你妈不容易啊。本来是个体面人，现在和我们这些没文化的一样的活……”
话没说完，母亲正好从后门出来。看见林初夏，她先是惊讶，随即快步走过来，接过胃药，低声说：“怎么跑这儿来了？快回去复习。”
那一刻，林初夏看见母亲眼神里的东西——不是窘迫，不是羞耻，是一种深沉的疲惫，和一种竭力维持的尊严。就像那些在雨中开放的蔷薇，花瓣被雨水打得低垂，但茎秆依然挺直。
“妈……”她想说什么，但母亲摇摇头。
“妈没事。你快回去，路上小心。”
现在，坐在雨夜的房间里，林初夏想起那个场景，心脏依然一阵抽痛。她知道母亲为什么选择这份工作——时间灵活，收入稳定，而且酒店包一顿员工餐，可以省下晚饭钱。
都是为了她。为了她能心无旁骛地高考，为了她能有一个不必为生计发愁的最后冲刺期。
电脑传来新邮件的提示音。她点开，是顾言。只有五行字。
她读了一遍，又读一遍。然后她关掉邮箱，打开一个新的文档。
想写很多。想告诉他母亲的工作，想说出自己的焦虑，想问他柏林到底有多远，想问他是不是真的不会再回来。
但她写了又删，最后只留下两行：
“恭喜你。
南城的雨还在下，蔷薇快要谢了。”
发送。
然后她关掉电脑，走到窗前。雨夜中的南城一片模糊，只有零星灯火在雨幕中顽强地亮着，像溺水者最后的呼吸。
她想起父亲失踪前说的最后一句话。那是个雨天，和今天很像。父亲在门口穿鞋，准备去机场。他转身，摸了摸她的头，说：“初夏，等爸爸回来，带你去阿尔卑斯山看雪。那里的雪和南城不一样，是的，轻的，像盐。”
她问：“盐是什么样子的？”
父亲笑了：“等你看到就知道了。”
她再也没有看到。父亲没有回来，她也没有去过阿尔卑斯山。但她在顾言的邮件里读到过类似的描述：“柏林的雪和南城不一样，更，更轻，像盐。”
原来雪真的可以像盐。原来八千公里外，有一个城市下的雪，和她父亲描述的一样。
原来有些东西，即使从未亲眼见过，也会在生命中以另一种方式重逢。
林初夏将额头贴在冰冷的窗玻璃上。雨水的凉意透过玻璃传来，让她清醒了一些。
还有三十天高考。
还有三十天，这个阶段就会结束。
然后呢？
她会去哪里？北外？还是别的城市？母亲会继续在酒店工作吗？顾言会在柏林待多久？陈昊会……
太多未知。太多悬而未决。
她深吸一口气，回到书桌前。数学卷子已经做完，还有物理和化学。她翻开物理练习册，第一题是关于自由落体的：一个小球从高处落下，忽略空气阻力，求落地时间和速度。
很简单的题。但她盯着题目看了很久。
自由落体。没有阻力。笔直坠落。
多像人生某些时刻——当你放弃挣扎，当你接受重力，当你任由自己向下坠落，反而能计算出精确的轨迹和终点。
但她不想坠落。
她想飞。即使翅膀沉重，即使风雨交加，即使目的地不明。
她想飞。
林初夏拿起笔，开始解题。笔尖在纸面上沙沙作响，像春蚕食叶，像细雨润土，像所有微小而坚韧的、在黑暗中前进的声音。
窗外，南城的雨夜深不见底。
而在八千公里外的柏林，顾言站在邮筒前，手里拿着那封没有寄信人地址的信。邮筒是经典的德国红色，在雨夜中显得格外鲜艳，像一道伤口，或者一个承诺。
他犹豫了三秒。
然后松开手。
信落入邮筒深处，发出轻微的、沉闷的声响。
像一颗心坠落。
像一座桥断裂。
像一个故事的开始，或结束。
他转身离开，走进柏林的雨夜。
身后，邮筒静静地立在街角，红色的躯体在路灯下泛着湿润的光泽。像一个守口如瓶的见证者，保守着一个即将跨越八千公里的秘密。
雨还在下。
在两个城市。
在两个少年的人生里。
在2004年这个多雨的春天。
而时间，像永不回头的信使，带着所有的言语和沉默，奔向不可知的未来。
—
（第九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