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宅里落了层薄薄的灰。
我推开门，阳光照进来，能看到空气中飞舞的尘埃。
一切都和我离开时一样。
堂屋正中，挂着的黑白遗像。
照片上的她，笑得一脸慈祥，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遗像下面，放着一个深棕色的骨灰盒。
我走过去，用袖子仔仔细细擦掉盒子上的灰尘。
“，我来接你了。”
我轻声说。
“我们去城里住新家，再也不回来了。”
我抱着骨灰盒，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家。
墙上还贴着我小时候得的奖状，已经泛黄卷边。
院子里的石榴树，是在我出生那年种下的。
如今已经枝繁叶茂。
我没有太多留恋。
这个地方，承载的痛苦远比快乐多。
我抱着骨灰盒，锁上大门。
转身的时候，看到周大海和他儿子周伟站在不远处。
周伟是村里的混子，游手好闲，仗着周大海是村长，横行霸道惯了。
他看着我的车，眼里满是嫉妒和贪婪。
“哟，周禾，发财了啊。”周伟吊儿郎当地走过来，“这车不便宜吧？一个人住那么大的房子，开那么好的车，花得完吗？”
我没理他，径直走向车门。
他一步跨过来，拦在我面前。
“跟你说话呢，哑巴了？”
“让开。”我的声音很冷。
“脾气还挺大。”周伟上下打量着我，目光充满了侵略性，“听说你把老宅也卖了？二百八十万，就把祖宅给卖了，你可真是个孝顺孙女。”
他伸手，想来碰我怀里的骨灰盒。
我的眼神瞬间沉了下去。
“把你的脏手拿开。”
“我就不拿，你能怎么……”
他的话没说完。
我抬起一脚，用尽全力，狠狠踹在他的膝盖上。
周伟惨叫一声，抱着腿单膝跪了下去。
所有人都愣住了。
包括周大海。
在他们印象里，我一直都是那个沉默寡言、甚至有些软弱可欺的孤女。
没人见过我这个样子。
“周禾！你敢！”周大海反应过来，冲过来扶他儿子。
我冷冷地看着他们。
“谁敢碰我，我跟他拼命。”
我的目光扫过周围闻声赶来的村民。
那些原本还想上来指责我的人，都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周伟疼得满头大汗，指着我骂：“你个疯婆子！你等着！这事没完！”
我没再看他们一眼。
我拉开车门，小心翼翼地把的骨灰盒放在副驾驶座上，还给她系上了安全带。
然后，我发动车子，在所有人复杂的目光中，扬长而去。
车子开出很远，我还能从后视镜里看到周伟被他爹扶起来，一瘸一拐地跳着脚骂。
我把车窗全部升起，隔绝了那些噪音。
车里放着舒缓的音乐。
我转头，看了看副驾驶座上的骨灰盒。
“，我们走了。”
到了县城的新家，我把的骨灰盒安放在了阳光最好的那间房。
我没有给她设灵堂。
只是把骨灰盒放在书桌上，旁边摆了一张我俩唯一的合照。
照片上，我七八岁，扎着羊角辫，被抱在怀里，笑得缺了颗门牙。
我告诉她，这间房以后就是她的卧室。
我会在书架上摆满她爱听的评书和戏剧碟片。
我会在阳台上种满她喜欢的花。
做完这一切，我感觉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接下来的子，我开始适应新的生活。
我找了一份清闲的工作，在图书馆当管理员。
每天整理书籍，打扫卫生，子过得平静又安逸。
我几乎断了和村里所有的联系。
但偶尔，还是会从一些来县城办事的远房亲戚口中，听到村里的消息。
他们说，村里的人铁了心要当钉子户。
他们成立了“维权委员会”，周大海当会长，周伟当副会长。
他们凑钱，请了县城里最贵的律师。
他们拉起横幅，夜守在村口，不让任何一辆工程车进去。
据说，他们还和施工队了好几架，把好几个工人都打进了医院。
事情闹得很大，甚至上了本地新闻。
新闻上，周大海对着镜头，义正辞严。
“我们不是为了钱！我们是为了守护我们的家园！是为了争取我们应得的公平！”
周伟在他身后，带着一群村民，振臂高呼。
“誓死保卫家园！补偿不到一千万，绝不搬迁！”
那几个带头闹得最凶的叔伯，也在镜头前哭诉，说开发商如何蛮不讲理，要把他们上绝路。
他们的表演，很成功。
一时间，舆论都倒向了他们。
网上全是支持他们的声音，骂开发商黑心，骂政府不作为。
他们成了反抗强权的“英雄”。
而我，那个第一个签字的“叛徒”，偶尔也会被提及。
他们说我短视，愚蠢，为了眼前的小利，放弃了成为千万富翁的机会。
甚至有人编造故事，说我拿了开发商的好处，故意背叛了乡亲。
对于这些，我一概不理。
我只是每天按时上下班，闲暇时就去逛逛超市，学做几道新菜。
或者开车去郊区，找个安静的地方，待一下午。
子像水一样流淌。
直到那天，我在图书馆，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