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老家的那天，是个大雾天。
雾大得对面看不见人，村口的老槐树只剩个黑影子，像蹲着个巨人。我妈站在门口送我，手里攥着个手绢，也没哭，就那么看着我。
“妈，我走了。”
“嗯。”
“过两年我就回来。”
她还是“嗯”了一声，没说别的。
我没敢回头，背着个蛇皮袋子就往村外走。走出老远，回头看了一眼，雾太大，啥也看不见了。不知道她是回去了，还是站在那儿没动。
那年是一九九八年，我十五岁。
老家在豫东平原上一个叫刘庄的村子，穷得叮当响。全村就一台黑白电视机，还是村长家从城里拉回来的旧货。地里刨食，一年到头也就混个肚圆。我爹死得早，我妈一个人拉扯我长大，吃了不少苦。
我出来，不为别的，就想挣点钱。
临出门前，我妈从枕头底下摸出三十块钱，塞到我手里。那钱皱巴巴的，带着她身上的热气。我知道这是她从牙缝里省出来的，没舍得花。
“出门在外，照顾好自己。”她说，“别学坏。”
我说记住了。
坐上开往县城的班车，我隔着窗户往外看。雾散了，田野一片枯黄，偶尔有几块麦地，绿得扎眼。这条路我走过无数次，可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是往外走，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
班车晃晃悠悠，把我带到县城。又从县城坐火车，一路往南。
火车上挤满了人，过道里都是行李和脚。有扛着蛇皮袋子的民工，有抱着孩子的女人，有打扑克的社会青年。空气里混合着泡面味、脚臭味、烟草味，熏得人直犯恶心。
着窗户，看着外面的风景发呆。
对面坐着一个中年人，穿着件皱巴巴的西装，头发抹了发胶，苍蝇落上去都得劈叉。他一直在打量我，看得我浑身不自在。
“小兄弟，头一回出门？”他开口了，露出两颗大金牙。
我没吭声。
“别紧张，我也是出来讨生活的。”他笑了笑，从兜里掏出一包烟，递过来一，“来一？”
我摇摇头。
他自己点上，吐了个烟圈：“去广东？”
“嗯。”
“打工？”
“嗯。”
“进厂？”
“嗯。”
他笑了：“小兄弟，你这嗯嗯嗯的，跟领导汇报工作似的。放松点，咱们都是出门人，路上做个伴，多个照应。”
我没接话。
他也不恼，自顾自说起来：“广东那地方我熟，东莞、深圳、广州，都待过。厂里打工，一个月五六百，加班多的话能到八百。吃住在厂里，攒得住钱。不过你年纪小，得办假身份证，要不人家不敢要。”
我这才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他咧嘴一笑，露出那两颗金牙：“咋样，要不要我帮你介绍？认识个办证的，一百块钱，保证能用。”
我说不用了。
他耸耸肩，没再说话。
火车开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到了郑州。那人在郑州下车，临走时拍拍我肩膀：“小兄弟，江湖险恶，留个心眼。别啥人都信。”
我点点头。
他走了，我继续往南。
那会儿我也不知道要去哪儿，就知道往南走，越往南越暖和，越往南挣钱的机会越多。车上有人说广东好，有人说浙江好，有人说福建好。我听着，不知道该信谁的。
火车又开了一天一夜，到了广州。
广州站人山人海，到处都是扛着大包小包的人。出站口挤满了接站的、拉客的、叫卖的，吵得人脑仁疼。我随着人流往外走，刚出站，就被一个中年妇女拦住了。
“小伙子，找工作不？包吃包住，一个月八百！”
我没理她，继续往前走。
又过来一个男的，剃着光头，脖子上挂着大金链子：“兄弟，去不去东莞？车接车送，当天上班！”
我还是没理他。
走出站前广场，我找了个台阶坐下，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发呆。广州的天气比老家热多了，我还穿着从家里带出来的秋衣，后背都湿透了。
正坐着，过来一个老头儿，手里拿着个搪瓷缸，里面有几毛钱。他走到我面前，晃了晃缸子。
我摸摸兜里，还有二十多块钱，掏出一块钱放了进去。
老头儿愣了一下，抬头看我。
我也看他。
他头发花白，脸上全是褶子，眼睛浑浊，但看人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我觉着他眼里有道光。那道光一闪就没了，又变成浑浊的老头儿。
“小伙子，刚出门吧？”他问。
我点头。
他把搪瓷缸收起来，在我旁边坐下，从兜里掏出一烟，点上。抽了两口，突然说了一句话：
“出门在外，别可怜人。可怜的人，多半不简单。”
我没听懂。
他也没解释，抽完烟就走了。
我在台阶上坐了一下午，看着天一点点暗下来。广州的夜晚来得快，刚才还亮着，一转眼就黑了。路灯亮起来，霓虹灯也亮起来，红的绿的黄的，晃得人眼花。
肚子咕咕叫，我才想起来，一天没吃东西了。
找了个路边摊，要了碗炒粉，三块钱。老板是个四川人，说话跟唱歌似的，问我从哪来的，要去哪。我说不知道。他笑了，说年轻人嘛，走到哪算哪。
吃完炒粉，我在街上瞎转悠。
广州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路边的大排档坐满了人，猜拳声、笑声、骂声混成一片。录像厅门口摆着喇叭，放着周润发的枪战片，砰砰砰的枪声隔着老远都能听见。游戏厅里传出来拳皇97的音乐，八神庵的大招音效听得人热血沸腾。
我站在游戏厅门口看了一会儿，一个染着黄毛的小青年走过来。
“哥们儿，玩不玩？一块钱四个币。”
我摸摸兜里的钱，摇了摇头。
黄毛上下打量我一眼，突然压低声音：“想不想挣点块钱？”
我看着他，没说话。
他左右看看，凑近了说：“帮我送个东西，跑个腿，给你五十。”
我心里咯噔一下。出门前我妈说的话还在耳边：别学坏。可五十块钱，够我吃半个月的炒粉了。
“送啥？”我问。
黄毛嘿嘿一笑：“一封信。”
“给谁？”
“你就别管了，送到地方就行。”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摇头了：“不送。”
黄毛脸色一变，骂了句什么，转身走了。
我松了口气，继续往前走。走了没多远，突然被人从后面拽住了。回头一看，是黄毛，旁边还站着两个差不多大的小青年。
“小子，不给面子是吧？”黄毛瞪着眼。
我说不认识你，为啥给你面子。
他一愣，没想到我会这么说话。旁边两个人笑了，黄毛脸上挂不住，伸手就要推我。
手刚伸出来，突然停住了。
我扭头一看，一只手抓住了黄毛的手腕。那手瘦瘦的，手指细长，像个鸡爪子。
顺着那只手往上看，是一张熟悉的脸。
火车站那个要饭的老头儿。
老头儿还是那副邋遢样，穿着件灰不溜秋的夹克，头发乱糟糟的，可这会儿看人的眼神，跟白天完全不一样了。那眼睛眯成一条缝，透出来的光却亮得吓人。
黄毛的手腕被他攥着，想抽抽不回去，脸憋得通红。
“老东西，你他妈……”
话没说完，老头儿手上用了点劲，黄毛嗷的一声叫出来。
“滚。”老头儿说。
黄毛三个人跑了，跑出去老远才敢回头骂两句。
老头儿松开手，看着我，还是那副浑浊的眼睛。
“吃饭了吗？”
我说吃了。
他点点头，转身就走。
我鬼使神差地跟了上去。
老头儿走得不快，但我得小跑才能跟上。穿过两条街，拐进一条巷子，又走了几十米，他停下来，推开一扇门。
是个地下室。
跟着他下去，里面一股霉味儿，摆着几张床，住着几个人。有人在睡觉，有人在打牌，有人在喝酒。
老头儿在最里面那张床坐下，指了指床沿。
我坐下了。
他从床底摸出一瓶酒，两个搪瓷缸，倒上，递给我一缸。
“喝。”
我接过来，抿了一口。辣，呛得我直咳嗽。
老头儿笑了，露出一口黄牙：“第一回喝？”
我点头。
他自顾自喝了一口，眯着眼睛，半天没说话。
我捧着搪瓷缸，不知道说啥好。
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开口了：“小子，白天为啥给我钱？”
我说看着可怜。
他又笑了，这回笑得有点意味深长：“可怜？你可怜我？”
我没说话。
他站起来，把搪瓷缸往床上一放，背着手在屋里走了两步。那几步走得，跟白天完全不一样了。腰不弯了，背不驼了，眼神也不浑浊了。
“我叫刘三，道上人叫我三指刘。”他转过身，看着我，“你呢？”
我说我叫沈家宜。
他点点头，又重新坐下，把搪瓷缸端起来，喝了一口。
“沈家宜，这名字谁起的？”
“我妈。”
“嗯，像个姑娘名。”他说，“不过也好，让人放松警惕。”
我没听懂。
他也没解释，继续喝酒。喝完了，把搪瓷缸往床底一塞，躺下，背对着我。
“今晚就在这儿睡吧，别到处跑了。广州这地方，夜里不太平。”
我犹豫了一下，没动。
他也没回头，又说了一句：“明天要是没地方去，可以跟着我。跟着我有饭吃。”
我躺在旁边的床上，盖着那件军大衣，闻着上面的烟草味和汗味，想着这一天发生的事。火车站、黄毛、老头儿、这间地下室。
外面偶尔传来汽车声，还有猫叫春的声音，凄厉得像小孩哭。
我不知道明天会怎样。
但至少，今晚有个睡觉的地方。
闭上眼的时候，我听见老头儿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
“小子，记住了，江湖不是打打，是人情世故。”
那是我第一次听师傅说这句话。
后来听了很多次，但第一次的印象最深刻。
那晚，广州的夜空看不见星星，只有霓虹灯的光，透过地下室的小窗户，在地上投下一小块红的绿的影子。
九八年的秋天，我就这么入了江湖。
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