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元年五月，北京的天气渐渐热了起来，养心殿里的黄色纱帘被换成了轻薄的夏布，可殿内的权力空气，却比任何时候都要凝重。辛酉政变后，两宫垂帘、亲王辅政的格局虽然定了，但具体怎么 “垂帘”、怎么 “辅政”，却一直没有明确的规矩 —— 就像一场没定好规则的游戏，慈禧想多掌点权，奕訢想多参点政，大臣们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时间一长，难免生出摩擦。
最典型的一次，是关于南方军饷的调配。曾国藩和李鸿章接连上书催要军饷，奕訢召集军机大臣商议，决定从江苏、浙江两省藩库调拨，可慈禧觉得这两省的赋税本该用于宫廷开销和京畿防务，不同意轻易动用，两人在养心殿当场争执起来，弄得不欢而散。
这事之后，慈禧和奕訢都意识到，必须立个规矩，把权力边界划清楚，不然以后这样的摩擦只会越来越多，影响朝政稳定。奕訢先找慈禧商议：“太后，如今内忧外患，朝政不能乱。臣以为，当尽快拟定垂帘听政的章程，明确太后、臣及军机大臣的职责，这样才能各司其职，避免推诿争执。”
慈禧心里也有此意，她点点头说：“六爷说得是。规矩是立国之本，垂帘听政本是权宜之计，更该有章可循，既不让朝政旁落，也不让臣下寒心。”
两人一拍即合，随即召集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共同拟定《垂帘听政章程》。起草章程的过程，说白了就是一场 “权力分蛋糕” 的博弈。大臣们各有各的心思：有的想讨好慈禧，主张 “太后总揽朝政，军机大臣辅之”；有的想支持奕訢，提议 “亲王主政，太后监督”；还有的想平衡各方，主张 “两宫太后、亲王、军机大臣共同议事，少数服从多数”。
争论来争论去，最终拿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核心就三条：第一，养心殿召见大臣，两宫太后同坐纱帘之后，恭亲王奕訢率领军机大臣站立殿中，奏事、议事需共同商议，太后拥有最终裁决权，但需听取亲王及大臣意见；第二，军机大臣拟定的谕旨，需经两宫太后审阅盖章后方能下发，太后可修改、驳回，但不得未经商议擅自拟定谕旨；第三，重要事务（如军事调动、官员任免、条约签订等），需由两宫太后、恭亲王及军机大臣共同会商，形成一致意见后再执行。
这个章程，看似给了慈禧最终裁决权，实则也限制了她的独断专行；看似给了奕訢参与议事的权力，实则也没让他独掌朝政 —— 说白了，就是 “太后掌印，亲王掌事，大臣辅之”，三方相互牵制，谁也不能一家独大。
可这三方牵制里，最关键的一环，不是慈禧，也不是奕訢，而是一直显得 “没主见” 的慈安。
按章程规定，谕旨需要两宫太后共同盖章才能生效 —— 慈禧手里有一枚 “同道堂” 印，慈安手里有一枚 “御赏” 印，少了任何一枚，谕旨都不算合法。这枚 “御赏” 印，就是慈安制衡慈禧的最大筹码。
慈安性子软，没什么权力欲，可她不傻，心里跟明镜似的。她知道，慈禧精明强干，野心不小；奕訢才华出众，权势日重；这两个人，一个是太后，一个是亲王，要是没人制衡，迟早会闹得不可开交，最终受害的是皇上，是大清。所以，她虽然很少主动发表意见，可每次关键时刻，都能起到 “一锤定音” 的制衡作用。
就说上次军饷调配的争执，慈禧不同意调拨江苏、浙江藩库的赋税，奕訢坚持认为 “平叛为第一要务”，两人僵持不下。最后，慈安开口了：“妹妹，六爷，依我看，南方战事吃紧，军饷确实不能耽误，江苏、浙江的赋税可以先调拨一部分给湘军、淮军，剩下的部分，再从其他省份凑一凑，宫廷开销也可以暂时节俭一些，共渡难关。”
她这话既照顾了慈禧的顾虑（没把赋税全调走，还提了宫廷节俭），又支持了奕訢的主张（优先保障军饷），两边都不得罪，还解决了问题。慈禧和奕訢听了，都没话说，只能点头同意。
还有一次，奕訢想提拔自己的亲信担任兵部侍郎，慈禧觉得奕訢的势力已经够大了，不想再让他掌控兵部，坚决反对。两人又闹起了矛盾，大臣们谁也不敢插嘴。这时候，慈安又说话了：“六爷举荐的人才，想必是有本事的，可兵部乃要害部门，关系重大，不如先让他代理侍郎一职，考察半年，若真能胜任，再正式任命也不迟。”
这个提议，既给了奕訢面子，也没让慈禧觉得奕訢在培植私党，两人都接受了。就这样，慈安凭着自己的 “中庸之道”，一次次化解了慈禧和奕訢的矛盾，让朝政得以平稳运行。
慈禧心里也清楚，慈安的制衡作用不可或缺。她虽然想多掌权，可也知道，自己刚经历辛酉政变，根基未稳，要是逼走了奕訢，得罪了大臣，再失去慈安的支持，自己很难坐稳这个位置。所以，她对慈安一直很尊重，凡事都要跟她商量，从不擅自做主。
有一次，慈禧想破格提拔一个自己的亲信，已经让军机大臣拟定了谕旨，可慈安觉得这个人资历不够，不同意盖章。慈禧虽然心里不高兴，可也没强迫，而是收回了谕旨，重新商议。事后，她对身边的太监说：“姐姐虽然性子软，可说话做事有分寸，有她在，我也能少犯点错。”
奕訢对慈安也很敬重。他知道，慈安是 “母后皇太后”，身份比慈禧尊贵，而且为人正直，不偏不倚，有她在中间制衡，慈禧就不敢太过专断，自己也能有更多参与朝政的空间。所以，每次议事，他都会主动征求慈安的意见，就算慈安没什么明确表态，他也会把她的态度考虑进去。
《垂帘听政章程》颁布后，宫廷的权力格局才算真正稳定下来。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慈安掌 “制衡”，慈禧掌 “裁决”；恭亲王奕訢率领军机大臣辅政，掌 “执行”；三方相互配合，又相互牵制，形成了一个微妙的权力平衡。
这种平衡，对于当时的大清来说，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内有太平天国未平，外有列强虎视眈眈，要是宫廷内部再闹分裂，大清就真的万劫不复了。而慈安的存在，就像一根 “定海神针”，让这个平衡得以维持。
六岁的载淳，虽然还不懂什么叫 “权力制衡”，可他能感觉到，养心殿里的气氛比以前平和多了。以前，他总看到娘和六叔争论，大臣们一个个愁眉苦脸；现在，娘和六叔虽然也会有不同意见，可再也不会当场争执，大臣们也显得从容多了。
有一次，载淳在弘德殿读书，问李鸿藻：“先生，为什么现在娘和六叔不吵架了？”
李鸿藻笑着说：“皇上，因为朝廷有了规矩，大家各司其职，各守其位，自然就少了争执。就像《论语》里说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有了规矩，事情就能顺利办成，国家才能稳定。”
载淳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又问：“那慈安母后为什么很少说话呀？”
李鸿藻说：“母后皇太后性子温和，不喜多言，可她心里有数，关键时刻能定大事。就像家庭里的大家长，不一定事事亲力亲为，可只要她在，家里就安稳。国家也是一样，母后皇太后的存在，能让朝堂安稳，让大家同心协力。”
载淳听了，似有所悟。他想起每次议事，慈安母后虽然很少说话，可只要她一开口，娘和六叔都会认真听着，大臣们也会纷纷附和。原来，这位看起来温和的母后，才是朝堂上最 “厉害” 的人。
同治元年五月，《垂帘听政章程》的颁布，标志着清廷的权力格局彻底稳定下来。两宫垂帘有了规矩，亲王辅政有了边界，慈安的制衡作用得以凸显，这为南方的平叛战事、北京的修约谈判，以及刚刚兴起的洋务运动，提供了稳定的内部环境。
可权力平衡从来都是脆弱的。慈禧的野心不会一直被压制，奕訢的权势也不会一直满足于 “辅政”，慈安的制衡作用，能维持多久？一旦平衡被打破，朝堂又会陷入怎样的混乱？
这些问题，没人能给出答案。但眼下，最重要的是抓住这难得的稳定局面，集中精力平定太平天国，应对列强施压。随着《垂帘听政章程》的实施，清廷的行政效率大大提高，南方的军饷、兵员调配越来越顺畅，湘军、淮军的攻势也越来越猛，天京的陷落，已经近在眼前。
接下来，等待大清的，将是天京的最终决战，是平定内乱后的重建，是洋务运动的深入推进，以及宫廷权力格局在稳定中的微妙变化。而六岁的载淳，也将在这稳定的环境中，继续他的帝王教育，慢慢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君主。